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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人争论到9点钟，总督府来电话催促：“士绅怎么还没有到呢？”周善培回答：“马上到。”并要求直接与赵尔丰通电话。在电话里，周善培告诉赵尔丰：“邵、陈二人感动万分，我同璧华再三研究，最好还是由大帅提出，不要他们先开口，才可表示完全恩出自上的意思。”周善培的确精通官场的游戏规则和官员心理，赵尔丰爽快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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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从恩、陈崇基这才放下心来，同意去总督府。赵尔丰告诉他们：“我从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邵从恩则回答说：“我们都是一般年轻人，在政治上毫无经验，以后还求大帅随时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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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也就是重庆宣告成立蜀军政府的当日，赵尔丰在成都寰通银行内召集官绅会议，藩司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司尤愚溪（被端方弹劾后，周善培已经被免职）、盐运使杨嘉绅、智巡道予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参谋处总办吴璧华，及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川绅代表共同与会，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谘议局局长蒲殿俊，军事托付朱庆澜，他本人则带兵回川滇边务大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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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交权固然有避祸的考量在其中，但从军事上看，他依然手握雄兵，还有继续战斗的实力。他的对手是以会党徒众为主，扰民有余，作战不行，“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赵的军队已经完全控制成都及周围的十几个州县，效忠于他的城防军有两万多兵力，军饷600多万两，足够持久战，而新军也还有一万多人及大量辎重，如果他要继续打下去，无论保路派还是同盟会，根本难以与之抗衡。尹良、田征葵等人也希望继续抗争下去，剿灭“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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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粉墨登场的时候，列强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四川这一巨变。新政府立即行文各国领事机构要求获得承认，列强中的老大英国总领事务谨顺明确答复：如果政体的变化不损害外国人的权利，那是由四川人民自己决定的事；然而，关于对那些变化正式承认的问题，领事本人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报告本国政府并等待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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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赵尔丰退居二线，深居在戒备森严的总督府内。一棵大树已经倒下，他却依然守着残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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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十章 革命“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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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之死是运动中的一个新高潮，他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士兵们把他的首级砍下，派人飞马送往武昌，以明心迹。随后，他的政敌赵尔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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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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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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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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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他们十分愤怒，举枪便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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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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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赶过来，举枪要发。曾广大又劝阻道：“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估计当时还有警卫、侍役等陪在端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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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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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殓也。”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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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母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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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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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钱。当时，四川全省局势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心的士兵们发生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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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国内中英文媒体，以及美国《纽约时报》（T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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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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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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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开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众人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他们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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