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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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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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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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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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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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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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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躁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是另一种躁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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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政府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压服，拿盛宣怀当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端方很见机，随风调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中央政府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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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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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被端方弹劾而丢官的周善培发表了致端方的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川路风波的分析。周善培认为川路风波有三个转折点：一是保路同志会成立，正是端方与盛宣怀联合发出“歌电”，并强迫王人文公布“歌电”，刺激了民意；二是罢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勋的宜昌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三是9月7日赵尔丰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弹劾了赵尔丰、王人文等逼迫而致。这篇言辞谦恭却锋芒毕露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动乱的罪魁。端方收到该信后，批示道“该署司（周善培）罪恶昭著”，认为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祸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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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赵尔丰再度上奏，弹劾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民谬信讹言，罔究事实”，已经安定的人心被他又搅乱了，而且他罗织罪名弹劾官员，弄得官员们人人自危，将领们在前线也不敢用力。赵尔丰指责端方上任后躲在武昌，天天电报逼迫自己采取强硬手段，而带兵入川后却又不顾成都当时正是危急，非要绕道重庆，等到武汉、宜昌失守，已无退路，仓皇失措，不顾国家利害，只考虑一己安危，“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赵尔丰甚至断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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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大军到了资州后，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进。此时，“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谣言也传到资州。端方可能的选择是：上策是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自己就有了一块巨大的根据地，进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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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选择上策，派遣幕僚朱山及刘师培到成都活动，这刺激了赵尔丰抢先独立。成都独立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棋先一着，遂计划离军回京。这当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经被赵尔丰截断，而所率部队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大队入陕，指挥不灵，中策也行不得。此时，资州地方士绅们出面挽留，说端方此时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他为都督。端方不同意，士绅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据张祖翼的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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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端方如果回京，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饷银送到，另一方面还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结果等到的是自己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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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了四川大动乱的郭沫若，日后感慨说，“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端方）就没出夔门一步”，端方“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是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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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还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就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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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门人、湖南名士左全孝感慨道：“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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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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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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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按着，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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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明远楼下的空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艰难地维护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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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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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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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的亲信军官陶泽锟早已站在赵尔丰的身后，此时手起刀落！在看客们的惊叹声中，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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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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