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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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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的意见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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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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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尹昌衡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七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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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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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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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出生于四川华阳，幼时随父母到成都，家境贫寒。尹昌衡最大的特点是人长得帅，身材高大，人称“尹长子”。18岁那年他考进了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扎扎实实待了7年，在当时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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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1909年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不值得四川人高兴庆贺，因为军械过于落后，是日军的淘汰装备，而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名声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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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作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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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会党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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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排长贺国光奉命将老长官的首级浸泡在酒精中，预备送到川藏边（西康）去示众，那里正是赵尔丰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赢得“屠户”名声的地方。后来，这一长途示众的计划取消，贺国光奉命安排人员将赵尔丰的头身缝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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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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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要为其弟报仇，赵尔丰之女又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以教书写书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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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之死给时人留下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当你手上还有枪杆子的时候，要紧紧握住，不能轻易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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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尾声一 涛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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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2年的春天是否比以往的春天更为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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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5月，中华民国元年的5月，川汉铁路公司又一次在成都召开了股东大会，继续讨论他们胶着了两年、闹得全国风云变色都没能解决的问题：铁路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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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向北京派出了代表团，由在川及在京的知名“格老子”组成，其中就有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蒲殿俊、邓孝可等人。他们的谈判对象是民国的交通部——一个由大清国邮传部整建制改编过来的肥水衙门。除了“反革命”的盛宣怀早已在革命前就被清理出队伍，这个衙门涛声依旧，只是大家伙儿都换上了新发型、新服饰，果然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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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故人，心照不宣。几个月后，交通总长朱启钤就与川路公司代表签订了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合约。合约发布后，远在日本避风头的盛宣怀大跌眼镜：合约几乎全盘照抄了前清的国有方案，甚至对川路公司更为苛刻——那引爆了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上海倒账之款”，清政府本是答应由国家承担的，如今却是“归公司自行清理”。似乎一入民国，人们的觉悟都提高了，学会了“先国家，后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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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交通总长朱启钤在当日提交给大总统袁世凯的报告中一语中的：“前清末造规划及此，徒以国情不协，政治不良，遂至以国有问题，激动风潮，演成革命。然人民心理，不过借此推翻专制，而于反对国有之说，并非绝对的主张。”在他看来，保路运动绝对是一场“保路搭台，夺权唱戏”的政治剧，而非经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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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贵们十分清楚川路公司的致命问题：“川路集款，全恃摊捐。招股数年，仅逾千万；集资非易，罗掘几穷，股力既微，路工何恃，此困难者一也。租股反抗，曾起风潮。军兴以来，金融更涸，民力已竭，路款未充，此困难者二也。每年入款，从宽约计仅得数百万金，即使按年收足，亦需二十年始克全路竣工，国步方艰，河清难俟，此困难者三也。人民集资尽投路股，既乏流动资本，他项实业何由振兴；窘束财源，影响实大，此困难者四也。”这些问题，与一年前相比，完全相同，“皆川路历史上实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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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总统袁世凯在朱启钤的报告上批示道：“川路请归国有，既属舆情倾向，自应准予照办。”那曾经试图号召民众不惜流血抗争的保路运动，在新政权的光芒下突然转向，敲锣打鼓地主动献身。很难精确地判断，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巨大的转弯，但在这年的年初，临时大总统（当时是孙文）直接向川路公司驻上海的管款员汪缦卿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将川路公司的所有余款全部移交给中央政府，以供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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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终于被政府接收了，“我股东数年忍痛所积之血本，幸乃有着”。但是，股民们随即发现，事情变得大谬不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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