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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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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两道通吃的罗纶，与尹昌衡合作推动兵变后，登上了副都督的宝座。在真正的丘八大爷面前，他很明智地保持了低调。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后，他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退居二线。与蒲殿俊一样，他一度沉浸于政治之外的舞台，创办戏曲改良社，培养川剧人才，又主办《进化白话报》“启迪民智”。在袁系人马、代理都督胡景伊的排挤下，罗纶辞职，随后当选为国会议员，留居北京。袁世凯称帝时，罗纶等人在顺庆举义兵讨袁。1922年，因不满曹锟贿选辞职回乡。惯于玩弄手腕的罗纶，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面对比自己更能玩弄手腕的高手们，极不适应。他晚年赋闲家中，郁郁成疾，1930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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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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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未尽，弓已藏；兔未死，狗已烹。作为晚清最为失落的高级干部，盛宣怀尝到了极端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倒是洋朋友们仗义，不但救了他，而且还一直罩着他。在此后走马灯似的各种政权觊觎盛家的庞大产业时，洋朋友们总是能帮他化解很多危难。1916年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他那耗资30万两白银的隆重葬礼，在令上海交通瘫痪的同时，也令上海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自此，他的名字更多涉及花边新闻和因为庞大遗产引起的家族内斗。至今，对他的评价依然有着极大的分歧，评价者的不同政治立场、经济身份、家乡籍贯等，都极大影响着他们对这个人的判断。这种分歧之大，与盛宣怀同时代之人几乎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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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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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灵敏的岑春煊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站到正确的一方。在大清大厦将倾时，他及时发出通电，要求朝廷放弃帝制。宋教仁被刺后，舆论呼吁依法处理，国民党人借机展开反袁武装暴动，岑春煊客串“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失败后逃往南洋。这次虽然暂时赌输，却押对了长线。随后他与孙文等过从密切，在日后的多次行动中，岑春煊都出任形象代言人兼橡皮图章，直到西南军阀们试图用他来取代孙文，两人决裂。1933年岑春煊病逝上海，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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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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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那位倒霉透顶的弟弟一样，赵尔巽并不擅长与时俱进，这使他在清朝、民国之间的转型改制中相当痛苦，他治理下的东三省是最后降下黄龙旗的地方。作为少数忠于大清国的孤臣，他于1914年3月应袁世凯之邀出任清史馆馆长，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组织人马编修清史。“国可灭，史不可灭”，在他的努力下，《清史稿》在1927年编成，随后他阖然而逝，终年83岁。在《清史稿》中他对清代的铁路发展、保路运动及其弟赵尔丰都作了评价，在今看来，倒是十分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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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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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赵尔丰的脑袋立威，年轻的尹昌衡体现了自己冷血、不择手段的一面，同时也暴露了他在暴风骤雨般的局势中自信与经验的极度缺失。尘埃落定后，这位四川都督被袁世凯逮捕，以亏空公款的罪名判了9年有期徒刑。从他的为人处世方式看，袁世凯应当没有冤枉他。他的黑道手段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同盟会员向楚、黄逐生说，尹昌衡所靠的哥老会等“三山五岳的朋友”为所欲为，“罗纶在尹昌衡挟持下，无所不为”。四川同盟会大佬但懋辛说：“因尹都督提倡袍哥，全城大街小巷，公口林立。奸淫占霸，时有所闻。”又说：“我认为尹是一个夸大狂的人，不愿与他同事而拒之。”尹昌衡的同学王右瑜说，尹氏煽动川籍军人利用袍哥等势力遂其野心。“只手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名人吴虞甚至在1914年的日记里说：“闻尹昌衡、罗纶、陶泽锟已于阴历正月十三日正法。果尔，大总统明见万里矣。”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特赦了尹昌衡。尹出狱后，退出政坛。1953年，病故于重庆，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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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附录一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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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雪珥北京演讲录音整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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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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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在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会党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王朝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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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帮会势力一闹事儿，一个王朝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清王朝这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淘空了。不用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掉。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传统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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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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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地方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日益成为中央政府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政府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政府权威就这么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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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保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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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低下、贪污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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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3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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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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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政府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政府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浑。朝廷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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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下放要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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