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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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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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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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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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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式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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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主导晚清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要远离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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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多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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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成后党与帝党的对立，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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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那就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入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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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吗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就成了富豪，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娶了一个年龄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感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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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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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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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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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当时的朝廷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速成的赚外汇的野鸡学校。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剑、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都成了建设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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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于是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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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朝廷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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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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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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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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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之际，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踩着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地折腾、喊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坐领导者的位置，我坐了是不是比他做得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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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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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附录二 天杀的公司——大清另类出轨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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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个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国度，“公司”怎么可能奢望成为一种力量呢？它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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