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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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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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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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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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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式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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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主导晚清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要远离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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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多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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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成后党与帝党的对立,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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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那就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入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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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吗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就成了富豪,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娶了一个年龄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感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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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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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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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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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当时的朝廷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速成的赚外汇的野鸡学校。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剑、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都成了建设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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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于是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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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朝廷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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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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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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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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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之际,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踩着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地折腾、喊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坐领导者的位置,我坐了是不是比他做得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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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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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附录二 天杀的公司——大清另类出轨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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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个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国度,“公司”怎么可能奢望成为一种力量呢?它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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