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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和“约翰·德格代尔”号,连中国海关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迂腐”的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引发中外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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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丢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泰国、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国再算是“强龙”,也毕竟不能替代“地头蛇”大清政府,对别国走私商人采取任何行动。自己的领事“里通中国”,英商们便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他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渡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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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因此,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弄得里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中国海关的走私现象在洋干部们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丧权辱国”的海关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为稳定、坚实的财力支撑,并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廉洁高效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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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大动乱给西方公司提供的绝好机会,当然不只限于上海走私,而且还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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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长江航线上原有的华商船只难以营运,不是被官军抢,就是被“长毛”劫。风险成本上升后,上海到汉口之间的货运价格飙升到单程每吨25两,客运则单程每人75两,船只能够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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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怕官军,也不怕“长毛”的,只有洋人。精明的英国人敏锐地看到了巨大商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英国远东舰队,组织本国商人,由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代理领事官巴夏礼(H. S. Parkes)亲自率领,在全副武装的军舰护航下,冒着纷飞的战火,实地考察航线及战争进展。美国也不甘落后,派遣军舰带着商人们一头扎进了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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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商战在西方公司之间爆发,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就成为中国人进入“公司化生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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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速度赛中,美国公司最终拔得头筹,而其秘诀在于动员华商附股。1861年1月,美商琼记洋行引进的“火箭”号轮船在上海正式开航,揭开了长江航运市场国际化的序幕。这艘载重量为678吨的客货明轮,造价共10万两,其中华商投资1万两,占了10%。琼记洋行率先开拓了这条航线,获利极其丰厚,当年盈利高达14.8万两,超出成本近50%。因此该公司在第二年就又提出一个就地筹资80万两白银开办轮船公司的宏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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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家美国公司旗昌洋行也向华资敞开了大门。根据旗昌洋行测算,如果在上海和汉口之间配备3艘轮船,每周开行两次定期航班,这条航线年利润可达34.2万两。他们将筹款的目标定为100万两,而华商则贡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资本金。旗昌在1862年3月27日正式挂旗营业后,迅速成为长江航线的龙头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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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片般的订单从上海飞向了世界各地的造船厂,长江航线已然成为世界航运市场的焦点,后来长江上飘扬起20多家外商的旗号,时人感慨道:“看来好像一个商人的名誉还有某些缺欠,除非他拥有一两艘轮船供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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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的云雨之中,中国资本第一次在各色西方国旗的掩护下,体会着“公司”带来的全新快感。中外资本都明白,对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对象,从悄悄牵手开始,双方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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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化、习俗、法律完全不同的大清市场,西方公司不仅需要中方伙伴协助处理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显规则”和潜规则,而且也需要吸纳本地的资金,以保持拓展业务的速度。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通过买办向中国的钱庄借贷周转,成为在华西方公司的常用手段,甚至成为西方公司在华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拥有华人股东,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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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一时的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中,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它从伦敦金融市场募集到了36万英镑(约97万两白银)。1862年~1873年,在上海注册的外资轮船公司主要有旗昌(美资)、公正(英资)、北清(英资)、太古(英资)、华海(英资),实收资本金共为255.9万两,而华商在其中占到了20%,即5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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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清国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红火,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每个工业部门。华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琼记洋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都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竟高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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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公司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了董事会。华商资本之所以向西方公司积极投怀送抱,其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利益。绝大多数外资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如经营长江货运保险的保家水火保险公司,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五家英商公司在上海合资组建,它的股东不仅可得10%的年股息,还可以得到60%~80%的年红利,以至于公司最后不得不规定:只有那些能为公司拉来更多保险业务的人才能申请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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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资怡和洋行1866年创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美金,每年赢利就相当于股本的50%,股票增值曾达到过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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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轮船公司等,虽然不能如保险业那样获得暴利,但利润不仅高,而且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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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华商附股在利益之外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作为内部人的郑观应就曾指出,华商之所以“久以资附洋贾”,一是因为“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二是因为“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这其中,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低的商人得不到公权力及法律的有效保护,是导致他们投奔西方公司怀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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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3月1日,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兼并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但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抗拒回到祖国怀抱,公然另组一家轮船公司,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目的就是躲避大清国公权力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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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大清国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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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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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中国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中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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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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