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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3月1日，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兼并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但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抗拒回到祖国怀抱，公然另组一家轮船公司，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目的就是躲避大清国公权力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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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大清国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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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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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中国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中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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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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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与外资眉来眼去，投怀送抱，当然不是大清国的“爱国者”所乐见的。爱国者中的一部分想动用家规族法，拆散这种“跨国婚姻”，但奈何力不如人，只能干瞪眼。而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公司制在大清国救亡图存中的伟大作用，决心起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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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清国情总是太强悍了。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生事物，到了大清国手里，都只能成为具有大清特色的变种，这样才能被勉强地接受。而在这过程中，那新生事物除了一个名字，早已被彻头彻尾地异化了。公司也摆脱不了这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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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倡议公司制的是美籍华人容闳，他是大清国的第一位海归。1867年，容闳建议江苏巡抚丁日昌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他还以西欧股份企业管理的方法为模式，亲自撰写了公司章程。这是中国人创办公司的第一个章程，对公司的经营方针、经营范围、经营规模、股票的发行、股息的分配、股东的权利以及经营人员的产生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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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国际惯例却没有配套的融资渠道和法制环境。中国传统的集资办法是通过熟人网络进行融资，并没有法律层面的结算信用制度保障，一旦发生合约纠纷，很难获得公平的法律保障而且只能在小范围“流通”的信用，也难以聚集起现代工商业需要的大量资本。在这样的势禁形格下，依然需要政府出来做“老娘舅”，以公权力为后盾，提供信用的交易平台和监督机制。大清政府显然也没有做好放手发展自由经济的任何准备，他们更为担心公司这种“群众集会”的控制问题。在种种制约下，大清国牵手公司制，走的是一条“官督商办”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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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将此种官督商办称为“集盐务、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以及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的形式”。官督商办真是有光荣传统的，从明代开始便运用于食盐的销售。李鸿章对这个装着新酒的旧瓶是如此解释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于官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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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建立的轮船招商局。之后，即使出现了官办、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各种不同形式，政府的公权力始终如同一个严父、一个保姆、一个工头或者一个总担心妻子出轨的丈夫一般如影相随，在各种各样的公司后头管理和指导（或者说干预与骚扰），这是之后形形色色的官府始终坚持不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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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特色的公司制下，腐败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到任何产权结构、任何规模的公司之中。时人曾撰文指出：“公司之善，义取平等，合众人以谋之，非以一人而专之也。中国公司以官督商办，事权号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蚀，莫敢谁何。诸商股息，越数岁而不一给。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败矣。否亦一人专制，听其经划，既患才绌，复至侵吞，名虽为商，实同官督。以君权而行之民事，安在其不败也。”其实，无论官督，还是商办，“既患才绌，复至侵吞”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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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约机制最有效的外资公司（洋行）内，作为生意搭档、股东兼高级雇员的买办们，享受着平均1000两白银的丰厚年薪，及五六倍于此的办公津贴，从自己公司的成交额中另抽取1％～3％的佣金，甚至可以高达5％，还要上下其手。根据当时的资料，买办们所赚的钱往往远高过洋行本身，甚至两倍于他的雇主。海关一位外籍税务司就感慨道：“当买办的雇主完蛋的时候，买办却常常发财。”这种典型的“穷庙富方丈”并不能令买办们的胃口得到满足，挪用洋行资金做自己的生意，“穿人家的鞋，走自己的路”是买办行业的行规，看似强大的外资在这样的潜规则面前只有低头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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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人们在外资公司内大宰老外，或许还可以令我们感到一点点民族主义的快感；在官督商办企业里捞一把，多少还有官场规则的制约；而他们在那些纯民营企业中的折腾，则是刀刀见血地侵蚀着本就畸形的公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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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几乎以圣人形象出现的张謇，他那著名的大生纱厂其实主要靠其三哥张詧管理。张謇曾说，自己的成功要归于“一兄一友两弟子”，其中“一兄”就是张詧。当过知县的张詧，在销售公司的棉纱时，常常先以个人公司“韩谷记”订货，如果涨了，溢价部分归入私囊，如果跌了，就当没从大生纱厂订货。在他的带动下，大生纱厂上下齐心，每次一完成生产，都是内部员工以各种方式低价购走，再加价卖给纱商，大生纱厂的股东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但张謇兄弟连同干部职工们的私囊是鼓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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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各牟其利，各怀其私”，“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因此，时人从大量的惨痛教训中，认为所谓的公司制实际上远不如个体户更为符合中国国情：“私人营业，其赢也则自享其利，其亏也则自蒙其害，故营之者恒忠于厥职。股份公司不然，其职员不过占公司股份之一小部分耳，而营业赢亏皆公司所受，其赢也利非我全享，其亏也害非我独蒙，故为公司谋，恒不如其为己谋之忠，人之情矣。其尤不肖者，则借公司之职务自营其私……中国人心风俗……其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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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也指出：“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甚有招集股分，意存诳骗，事未办成，资已用罄，遂至人人畏避。公司难集，商务莫兴，实缘于此。必须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华商集股，设有欺骗，有司罕为究追，故集股难。西国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时人感慨道：“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谚云：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诚有慨乎其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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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晚清的18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乌烟瘴气，粤汉铁路广东公司“内室操戈，无日不闹风潮，互相攻讦”，股东大会成了角斗场，股东只要一不如意，“辄借端鼓动风潮”，甚至无法选出董事与总协理。湖南铁路公司、四川铁路公司等莫不如此，成为引发全国动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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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兴而欠缺规范的股票市场，成为圈钱的跑马场，“撑死胆大的”。全社会掀起投机高潮，进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企业监督。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感叹股东普遍的投机心理加剧、监管乏力，以投机为动机的股东并未把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人人皆先私而后公，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故小办则小败，大办则大败。即至优之业，幸而不败者，亦终不能以发达”，“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实分任其咎也”。而1910年的上海股灾中，川路公司的财务总监违约入市，损失了350万两，直接导致川路公司无法接受国有化改造，引爆了保路运动，颠覆了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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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推行公司制起，面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动力不足，大清中央政府也是殚精竭虑，想办法炼制补药。对于一个官本位了几千年的国家，最拿手的、最趁手的、最见效的春药还是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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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如有独捐及募集巨款，开辟地利若干……视功用之大小、款项之多寡，为奖给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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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的《奖励公司章程》规定，依据公司创办人的集股总额进行奖励，从50万两至5000万两，共分十二个等级，分别特赏不同第等的顶戴或品衔，并聘任为商部不同等级的顾问官或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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