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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也指出：“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甚有招集股分，意存诳骗，事未办成，资已用罄，遂至人人畏避。公司难集，商务莫兴，实缘于此。必须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华商集股，设有欺骗，有司罕为究追，故集股难。西国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时人感慨道：“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谚云：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诚有慨乎其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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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晚清的18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乌烟瘴气，粤汉铁路广东公司“内室操戈，无日不闹风潮，互相攻讦”，股东大会成了角斗场，股东只要一不如意，“辄借端鼓动风潮”，甚至无法选出董事与总协理。湖南铁路公司、四川铁路公司等莫不如此，成为引发全国动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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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兴而欠缺规范的股票市场，成为圈钱的跑马场，“撑死胆大的”。全社会掀起投机高潮，进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企业监督。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感叹股东普遍的投机心理加剧、监管乏力，以投机为动机的股东并未把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人人皆先私而后公，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故小办则小败，大办则大败。即至优之业，幸而不败者，亦终不能以发达”，“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实分任其咎也”。而1910年的上海股灾中，川路公司的财务总监违约入市，损失了350万两，直接导致川路公司无法接受国有化改造，引爆了保路运动，颠覆了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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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推行公司制起，面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动力不足，大清中央政府也是殚精竭虑，想办法炼制补药。对于一个官本位了几千年的国家，最拿手的、最趁手的、最见效的春药还是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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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如有独捐及募集巨款，开辟地利若干……视功用之大小、款项之多寡，为奖给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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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的《奖励公司章程》规定，依据公司创办人的集股总额进行奖励，从50万两至5000万两，共分十二个等级，分别特赏不同第等的顶戴或品衔，并聘任为商部不同等级的顾问官或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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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农工商部又修订了《奖励公司章程》，降低了门槛，如最低奖由50万两降至20万两，奖品依然是“赏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最高奖励则由5000万两下调为2000万两，奖品是“赏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至三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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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十分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不久又出台了《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对出资极多、用工较众的实业家“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个人出资2000万两以上，可获特赏一等子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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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部随即根据《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的精神，为中小投资者量身定做功勋奖项，参考军功奖励成例，制作七品、八品、九品三种奖牌，分别授予出资在1万两至8万两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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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感慨：“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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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爵厚禄之外，大清国亦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在其他方面的保驾护航，如“专利”（专营垄断权），如“官利”（旱涝保收的股款利息）。同时，大清政府也大力推进公司制的法制化建设，1904年颁布了《公司律》，规范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结构与运作程式，确立了中国创办公司的准则主义原则及股权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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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在幕后积极推动了“利权回收”运动，调动起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公司为爱国的工具，调动民众积极性，对抗西方资本的入侵，同时增进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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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药下去，果然雄起，民众的投资热情迸发出来。自1904年至1908年底，商部注册的公司共265家，资本总额达13833.72万两。但是，靠药物支撑的雄起并不能持久，更严峻的虚脱正在到来。以18家铁路公司为例，家家号称民营，家家高喊爱国，但家家都必须依赖着政府的公权力，靠强行摊派租股，逼迫农民们成为股东。公司及其既得利益团体，已经成为阻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冰凌——平静的冰面下暗流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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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公司怎么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保证呢？缺乏完整而且能够有效实施的监督机制，仅靠一个专有名词的引进，这只是皮毛进口而已，毫无本质上的意义。大清国效率低下，腐败横行，这与“公司”名称毫不相干。《剑桥晚清史》分析道：“只要公司和经理把公司资金挪作私用而不出问题，这类行为就可以作为商业投资的风险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这和中国官吏之以私人名义利用或滥用财政收入颇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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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制化严重滞后和全民范围的信用缺失下，政府监管下的国有企业还可能在政敌们的制衡下有所约束，民营企业则完全处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尤其当政府为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担心正常的政府干预也会被扣上压制和打击的大帽子时，私有化领域变成纵横捭阖的战场，民营企业或所谓的私有化其实就成为恶棍们纵横捭阖的战场，成为远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坏的权贵资本主义。而这恰恰是大清国晚期总在所有制的表面现象上折腾，最后引发大风暴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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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的前提是法制精神，公司化的前提是契约精神，但在政治腐败、全民寻租的条件下，大清国的法制成为权力的遮羞布，公司则成为权贵资本的游乐场，商权与官权始终没有能发展出正常的关系——不是偷情，就是怨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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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大清国的保路运动，看似围绕国有还是商办在争吵，实质上却是个各种利益集团的不择手段的博弈。公司的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乃至最为基本的“费厄泼赖”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实际上是从来也没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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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侧畔未必千帆能过，病树前头不见得就能万木尽春。即使在大清国的废墟上，公司依然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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