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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文本的内容来看，这道上谕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应该算是清末新政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实行新政是清廷针对庚子事变前后各方面压力重新寻找出路的一种自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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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政府看来，可变的只是那些“令甲令乙”的“治法”，至于“三纲五常”这个封建统治秩序的命根子，那是千古不变的“常经”，是万万改变不得的。从这时起，清政府接连颁发了一系列上谕，开始实行他们企图挽救危机的所谓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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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机构方面：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裁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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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裁汰制兵防勇，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停武科试，设武备学堂，设练兵处，编练新军；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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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设立商部，公布商会简明章程，制定奖励公司章程，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派南洋华侨张振勋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劝诱华侨归国投资，在京师设立劝工陈列所，设立高等实业学堂，设立户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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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教育方面：诏开经济特科；废科举，令各省设立学堂，奖励留学，进行留学归国学生考试，给予进士、举人等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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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所谓的“新政”，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达到清廷预期的效果。除了奖励设厂政策和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的措施客观上起了某些作用外，一般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实际上政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不仅没有缓和民众原有的不满，相反，它使更多的人从一度抱有某些希望，到希望完全破灭，从而激起广大民众更大的不满。连立宪派人士黄遵宪也无法掩饰他的失望心情，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绝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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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以后，清政府下决意变法、母子一心之诏，既而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联翩下诏。私谓我辈目的庶几可达乎？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移，卒归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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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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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众多年轻的爱国者就不是什么“忍泪吞声，郁郁谁语”，而是从这些残酷的事实中受到了教益，他们从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依恃心理，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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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变化，集中起来，就使得列强在中国的代理工具清政府同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初年大大地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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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形成一个共同的信念：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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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逐渐成为广大爱国者普遍的要求，汇成为一股汹涌奔腾、不可阻遏的洪流，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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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西方借来“进化”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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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后中国人民走向觉醒的历史进程中，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像西方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取火种，造福人间一样，对中国人们的觉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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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甲午战后，他目睹清政府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必须大力提倡“西学”。他除撰写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外，更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尤以《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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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述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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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19世纪的思想家、生物学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捍卫者，他的论文集主要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是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及其相关著作中，确立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能产生出很多后代。但每种生物的后代能够发育长大、生存下来的个体却很少。这是由于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如食物、空间等）是有限度的，每种生物在争夺有限的生活条件时都要进行斗争。这种生物个体（同种或异种）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生物与外部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寒冷、酷热等）之间的斗争，叫做生存竞争。生物在竞争中会发生遗传和变异，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存在下去，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在生存竞争中失败而死亡。凡是不能适应环境的生物最终必然被淘汰，而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适应环境的生物，这就是适者生存。达尔文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看来，生物之所以进化，关键在于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仅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而且决定生物进化的速度，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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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继承并发展了达尔文这一进化论的主张。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自然进化中起作用的是生存竞争，而人类社会进化中起作用的则是“天良”或“同情心”，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是情感的进化，赫胥黎称之为“伦理过程”。在他看来，人类所具有的“良心”或“同情心”控制了生存竞争，限制了人们的利己思想。社会越进步，“良心”和“同情心”等道德的作用也越大，最终伦理作用将取代生物的进化过程。他强调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有本质的区别，从而突出人在进化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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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胥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统一的生物有机体，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所引起的竞争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因。在竞争中，只有那些保留下来的少数后代才更能适应生存并得到发展。他根据种族竞争能力的强弱，把人类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认为优等民族殖民劣等民族是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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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正是在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取舍和改造，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高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的猎猎大旗，对当时中国人民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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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于 1896年译成，1898年出版。这几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创痛未愈，列强瓜分的狂潮又至，亡国灭种的厄运就在眼前。而此时的清朝当权者，依然故我，不思改革。不少封建士大夫抱残守缺，坐以待毙。《天演论》的出版，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对19世纪末2O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一座丰碑。《天演论》告诉人们：中国已经危机重重，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已处在被淘汰的边缘，中国人只有“与天争胜”，变法图强，国家才会有救，民族才可生存。这种宣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的社会影响作用。《天演论》出版后，更是不胫而走，争相传阅，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很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天演论》，认清了当前的危险形势，激发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才最终走上了改革或革命的新的道路。正如后来的革命派在《民报》上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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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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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梦谁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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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当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希冀通过改良的方式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了革命救国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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