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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甲午战后，他目睹清政府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必须大力提倡“西学”。他除撰写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外，更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尤以《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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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述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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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19世纪的思想家、生物学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捍卫者，他的论文集主要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是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及其相关著作中，确立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能产生出很多后代。但每种生物的后代能够发育长大、生存下来的个体却很少。这是由于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如食物、空间等）是有限度的，每种生物在争夺有限的生活条件时都要进行斗争。这种生物个体（同种或异种）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生物与外部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寒冷、酷热等）之间的斗争，叫做生存竞争。生物在竞争中会发生遗传和变异，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存在下去，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在生存竞争中失败而死亡。凡是不能适应环境的生物最终必然被淘汰，而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适应环境的生物，这就是适者生存。达尔文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看来，生物之所以进化，关键在于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仅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而且决定生物进化的速度，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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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继承并发展了达尔文这一进化论的主张。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自然进化中起作用的是生存竞争，而人类社会进化中起作用的则是“天良”或“同情心”，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是情感的进化，赫胥黎称之为“伦理过程”。在他看来，人类所具有的“良心”或“同情心”控制了生存竞争，限制了人们的利己思想。社会越进步，“良心”和“同情心”等道德的作用也越大，最终伦理作用将取代生物的进化过程。他强调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有本质的区别，从而突出人在进化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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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胥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统一的生物有机体，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所引起的竞争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因。在竞争中，只有那些保留下来的少数后代才更能适应生存并得到发展。他根据种族竞争能力的强弱，把人类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认为优等民族殖民劣等民族是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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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正是在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取舍和改造，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高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的猎猎大旗，对当时中国人民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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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于 1896年译成，1898年出版。这几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创痛未愈，列强瓜分的狂潮又至，亡国灭种的厄运就在眼前。而此时的清朝当权者，依然故我，不思改革。不少封建士大夫抱残守缺，坐以待毙。《天演论》的出版，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对19世纪末2O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一座丰碑。《天演论》告诉人们：中国已经危机重重，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已处在被淘汰的边缘，中国人只有“与天争胜”，变法图强，国家才会有救，民族才可生存。这种宣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的社会影响作用。《天演论》出版后，更是不胫而走，争相传阅，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很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天演论》，认清了当前的危险形势，激发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才最终走上了改革或革命的新的道路。正如后来的革命派在《民报》上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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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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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梦谁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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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当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希冀通过改良的方式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了革命救国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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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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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名文，号日新，字德明，1866年后改号逸仙。因从事秘密活动，曾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国内始称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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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66年10月21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历代为农，初薄有田产，后家道中落，到孙中山父亲孙达成的手上时，家境即已贫困，祖传田地变卖略尽。由于家境贫困，孙中山6岁起便开始下田参加劳动，或上山打柴、或拾取猪菜、或替人放牛，有空时，就帮家中做零活。孙中山后来自称“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因此“早知稼穑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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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时候，孙中山进入村塾读书，所习功课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孙中山开始思考起人生的重大问题，开始对自己的境遇感到不满。他自谓“当我达到独自能够思索的时候，在我脑海中首先发生疑问，就是我自己的境遇问题，亦即我是否将一辈子在此境遇不可，以及怎样才能脱离这种境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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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期的境遇，使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有着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清朝官吏的横暴、赋税的苛重、社会的黑暗抱着强烈的不满，所有这些，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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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出生前两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是，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是无法完全扑灭的。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两广地区，许多参加过这次革命的老战士，散落民间，到处传讲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斗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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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塾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败亡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学童以得此观听为乐艺，而先生见闻之后，英气溢于眉间，有时原原本本，抵掌而谈，使后来者咸得闻知。老军见其热忱种族观念，志愿非常，益加亲昵。一遇无事，则与先生评述当年战事，及洪秀全之为人。兴之所至，辄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号，视为无上之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同学闻而贺之者，大有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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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们的英雄形象和他们的反清理想，对幼年的孙中山有着巨大吸引力，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以后，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学习时，就“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当他1895年冬在日本时，喜欢讲说故事，“而他所谓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广西，定都南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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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当时的孙中山还处在童年时代。农民的贫困生活，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虽然为他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种子，但整个说来，还很难说他这时已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也很难说他这时已经立志终生献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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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孙中山只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确实最多也只能成为“洪秀全第二”。但是，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毕竟已经不是洪秀全那个时代了。尽管孙中山出生时，距洪秀全的死去只有二年；孙中山和洪秀全又都是广东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步伐走得太快了！就在洪秀全死后这些年代里，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已经开始出现，在海外华侨中也有了一批华侨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大哥孙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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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眉（1854—1915），比孙中山大12岁。他的少年时代也是在广东农村的劳动生活中度过的。15岁时，就到邻村的地主家做长工。1871年，因为家里的生活困难，应夏威夷政府的招募，出国赴檀香山做华工。起初，在菜园中、在农牧场里做雇工。过了几年，又到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去垦荒耕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自己开办了牧场、商店，兼营酿酒、伐木等业，以至有“茂宜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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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檀香山华侨、兴中会的第一批会员郑照言说：孙眉“自有大牧场，领地六千英亩。其中畜牛、马、猪、鸡、火鸡等牲口数万头。场地有山林，有平原。工人逾千，华人土人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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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境遇在1878年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改变他的人就是他的长兄孙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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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也就是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派人把他母亲和孙中山接到檀香山居住。同年，孙眉寄回的侨汇逐渐成为孙家经济的主要来源。父亲不再当更夫，有时甚至还雇工从事耕种。从这年起，孙中山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时，孙中山在孙眉的店中帮助店务。不久，孙眉把他送进了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学习英文。该校系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Bishop Staley）于 1862年创立，1872年由韦礼士主教（Bishop Willis）接办。韦礼士为了让该校的中国学生皈依上帝，有计划地安排了一些宗教课程。很快，孙中山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除了平日功课外，在校亦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并且准备受洗入教。这件事，让孙眉大动肝火。孙眉认为：只有中国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国的教化以外，无论什么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对的。于是，1883年，孙中山被遣返回了翠亨村老家。不过，在檀香山的这几年经历，对孙中山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西校的教学方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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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两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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