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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自成组织，和下层群众有较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团结力和号召力，革命党人想收速效，不准备耐心地去民间直接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当然首先只能看中会党，并且借重会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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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成立后，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为此，黄兴另外专门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是黄汉会，专门负责运动军队的工作；一个是同仇会，专门负责联络哥老会。当时，湖南的新军刚刚开办，旧式的巡防营一时又难以下手。因此，黄兴把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联络会党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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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马福益做龙头老大的哥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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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湖南湘潭人，早年曾在江南当营勇，后参加哥老会，因事被斥革。回乡后，得地方势力许可，在醴陵渌口（今株洲市）地方开堂放票，招收党徒。马福益为人富有胆略，英勇果断，豪爽公正，仗义疏财，很有人缘。因此，他的势力逐渐遍布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徒众达万人之多，其势力甚至远达江西、湖北两省，在湖南与湘赣边界拥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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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早就听说过马福益的名声，准备同他联络。正好刘揆一的父亲在湘潭当衙役，救过马福益，两家相识，因此，华兴会便推刘揆一前去联络。刘揆一携带黄兴的亲笔信往会马福益，用反满的民族思想劝说其反清，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马福益欣然同意和华兴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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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初春，黄兴由刘揆一陪同，他们身穿短衣，脚蹬钉鞋，头顶斗笠，冒着风雪走了30里的夜路，到湘潭荼园铺矿山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会。在熊熊的柴火之旁，三人席地而坐，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决定于夏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生日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义。经过讨论，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马福益用煨鸡好酒盛情款待了二人。归途中，黄兴兴奋长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对此次会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满了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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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为这次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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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胡宗畹、宋教仁也在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推动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活动开展。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乃是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准备的一部分。陈天华化名去江西游说巡防营。当时，邹永成在江西联络会党、军队，组织“黄自强公司”，也和华兴会相联络。谭人凤、李燮和在宝庆一带联络学界、会党，等待响应。刘揆一应聘任醴陵中学堂监督，协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和东南革命党人联络，作为外援。此外，安庆、九江、南京、杭州的革命党人也皆设有响应起义的联络机构。黄兴亲自往返于湘鄂间布置，统筹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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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因为经费困窘，黄兴卖掉了父祖遗留下来的近300亩田产，龙璋、张斗枢、彭渊恂、柳聘农、陆鸿奎、刘揆一、杨笃生等人也都提供了一部分经费，合计筹到2.3万，以此来购买起义用的枪械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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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益将其部众配置为东、南、西、北、中五路，由谢寿棋、游德胜、萧贵生等为正副总办，负责组织队伍。他们发放华兴、同仇飘布万余张，邀集两湖会党共同参加起义，各路会党队伍都静候华兴会派出指挥和监军前往领导。华兴会为加强约束，仿效日本军阶将会党编成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8月，浏阳普集市牛马交易大会期间，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前去会晤马福益，举行授予少将仪式，并赠与长短枪、马匹，用以巩固同会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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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准备得并不充分。临时的协议和虚张的声势经不起残酷的斗争，甚至也经不起偶然的过失。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训练。会党为维护内部的统一，有森严的会规，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散漫行为却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这次起义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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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在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作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陆相勾结，公开摧残进步学堂。王、陆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的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作楫侦知，报告给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人。陆元鼎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很快，二人供出了革命党准备在长沙等地起事的计划。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人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详细的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确凿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人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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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华兴会准备的长沙起义宣告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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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便从此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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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兴会的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积极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东渡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多惹事端，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都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也都先后流亡日本，但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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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流产使得长沙的新学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但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责，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才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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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在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马福益自桂返湘，哥老会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充分宣传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至此，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以彻底失败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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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策反新军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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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从1894年孙中山发其端，到20世纪初年已经发展成为日益广泛的社会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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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革命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一定的组织与宣传形式，用唤起民众和暴力手段达到推翻清朝腐朽统治、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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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末到1904年初，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者开始注重建立革命团体，用组织的形式扩大革命的成果。这样，国内先后出现了一批新的以反清为目的革命组织。它们分布在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着宣传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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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革命团体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武汉地区的科学补习所，正是这个不起眼的革命团体，发明了策反新军的方法，最终点燃了瓦解了清王朝统治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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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处于我国的腹地，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内外交通的重要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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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汉口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里建立租界，把持海关，以此为据点，不断扩大对中国内地的经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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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追求“富民”与“自强”，洋务派大员张之洞在湖北办工厂、练新军，设学堂、派游学，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洋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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