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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在东京的一批浙江籍的留学生、浙学会会员聚集在《浙江潮》编辑王伟人的寓所，商讨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决定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他们认为，应该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应邀请浙江志士。这是光复会的最早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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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为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时，《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元培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做秘密联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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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光复会成立，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它的入会誓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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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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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个誓词的核心是“光复”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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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成立后，围绕发展组织，联络会党，密谋起义，暗杀清贵权四个方面开始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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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今天已经无法可考。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光复会成员发表的大量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作品，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中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洲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清政府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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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组织虽然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但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有着浓重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会名又称复古会。他们的党纲上也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实际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却又相对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现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举行过统一的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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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的独立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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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南洋革命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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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是在海外举行的，在他的革命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陈楚楠是“南洋革命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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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楠，原名连才，祖籍福建厦门禾山， 1884年生在新加坡。他的父亲陈泰是当地有名的木材商人，在新加坡开办“合春号”，经营木材和罐头业，家境富裕。童年时期，陈楚楠在学校学习英语和马来语，在家中补习中文。21岁时与兄陈连亩共同经营“合春园”，种植橡胶，成为当时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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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维新运动，在新加坡、马来亚华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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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楠与新加坡的维新派领袖邱菽园交往密切，阅读闽《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报》等刊物，深受其影响，曾参加林文庆、邱菽园组织的“好学会”，声援维新派的立宪活动。不久，陈楚楠通过阅读《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思想逐渐倾向革命，经常在新加坡《天南新报》及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略抒其愤懑。1902年，新加坡华人牧师郑聘廷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并设星洲书报社，陈楚楠积极支持，常到青年会讲演，宣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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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夏，上海发生“苏报案”，陈楚楠与张永福等人以“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英国驻沪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章炳麟、邹容引渡给清廷，以重人权。不久，陈楚楠等人又集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5000册，改名《图存篇》，由黄乃裳携带回国，到粤东、福建一带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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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初，陈楚楠与张永福合资创办《图南日报》。陈楚楠亲任报社经理，陈诗仲为主编，聘请革命党人尤列为名誉编辑。尤列在发刊词中鼓吹反清革命，该报成为南洋华侨最早的革命喉舌。当时，南洋一般华侨商人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多禁止其子弟及店员阅读《图南日报》。该报初印10000份，后减为1000份，但长期订户仅30余户，其余均暗中免费赠阅。为了打开局面，1905年新春，报社特印制精美月份牌分赠读者。月份牌上印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下联是“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还印有石达开所写的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词句，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形式新颖，又富爱国思想，颇受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界及群众团体的欢迎，报纸的销量也一度增至2000多份。这种月份牌流传到美国檀香山，孙中山见了大为赞赏，特汇款20美元购买20份作为纪念，同时写信予以嘉勉，表示愿意与陈楚楠等人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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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孙中山由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本，致电尤列，约《图南日报》主持人相见。轮船停泊新加坡时，尤列便介绍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人登船见面。经陈楚楠等人到警厅担保，孙中山得以上岸到小桃源俱乐部聚会，商谈组织革命团体事宜。从此，陈楚楠与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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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新加坡港口不久，孙中山就给陈楚楠写信一封，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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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楠仁兄大人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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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会，欣慰平生，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时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日前所言林氏之亲戚，祈将其姓氏住址详开寄我，以得有便或请他来会，或派人往见他，以联合闽广，而共大事。有信寄横滨邮政信箱二六一号黎炳垣转孙逸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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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人心亦大开，已有同志欲创一报馆于此，以联络各埠之声气，惟不知办法，及欠人员。弟今许助补此两缺点，大约二三个月后由东洋南回，则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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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不尽，余俟再报。此致，即候大安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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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统此问好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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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中山谨启，7月7日西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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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陈楚楠被选为会长。接着，陈楚楠在英荷所属各地陆续组织分会或通讯处者有数十埠，概属新加坡统辖。1908年，孙中山自越南河内移居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特派胡汉民为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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