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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问题于此：欧美风渐走集亚东大陆，迫在眉睫之间。不急谋军事以致强，实业以致富，沾沾义务教育之实行，期收效十年之后，无异兵临城下，不绝弦诵之声。病入膏肓，始蓄三年之艾，其为道得毋迂甚？抑知亡国灭种之祸，不始于国之贫弱，民无教育则然。欧美日本之富强，不始于军事实业之振兴，义务教育普及于民族则然。故教育必为救亡之先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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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之支那》也好，《醒狮》也好，尽管都带有明显的反专制、反满的色彩，但它们并没有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鼓吹从事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武装斗争，也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没有触及。它们虽然可以说是《民报》的先导，但毕竟都不能担当起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机关刊物的重任，也不能同迅速发展到新阶段的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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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报》一刊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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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最初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张继，实际主编为胡汉民，印刷人是末永节，主要撰稿人有胡汉民、江兆铭、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东等。它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公开的编辑部，这里实际上成为同盟会本部的公开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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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桐在《同盟会成立记》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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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而同盟会别无事务所，即以民报社为事务所。民报发行所招牌悬于宫崎寅藏之家……所有党事皆在编辑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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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虽称月出一册，实际上刊期并不固定。第一期出版于1905年11月26日，第二期就因陈天华自杀而延期至1906年1月22日出版，相隔了近两个月。在1906年这一年内，共出了9期，1907年出了8期，1908年只出了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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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民报》第一期，劈头就是四幅图画：《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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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把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认为这是欧美各国进化的根本，并且特别强调了“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了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祖国臻于独立富强之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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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指出：《民报》为什么要出版？目的就在宣传三民主义学说和理想，使它日益深入人心，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这样就能为反清反专制革命的实现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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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的简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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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杂志之主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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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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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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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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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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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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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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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上写了一篇《民报之六大主义》，对上述问题逐条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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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一出版，立刻带来了一种革命报刊中前所未有的崭新内容和宏伟气势，给反清革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宣传舆论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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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的内容，是着重从正面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主张。它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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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旗帜鲜明地鼓吹反清革命，论证革命的必要性，甚至具体地探讨了革命发难的方案。在《民报》以前，国内和日本留学生出版的各种报刊中，敢于这样公开激烈地鼓吹革命的，只有《苏报》。但是《苏报》发表这类文字的时间比较短，不久即遭封禁；而且它是从汉族传统民族主义立论，缺乏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理作为理论依据，论证也不够系统严密。因此，其政治影响无法与《民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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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读一下《民报》中的文章，就会发现，其中立论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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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主要从“排满”立论，依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学理来系统地阐述排满的必要性。这类文章有汪兆铭的《民族的国民》、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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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国民》着重论述的是满汉两族“界限分明”，无法混淆。它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主义？对于民族，文章认为：“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之人类团体也。”这里所说的“同气类”又有六个条件：同血系，同语言文字，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同习惯，同宗教，同精神体质。文章认为，这些都是构成民族的要素。对于民族主义，文章强调的是要以一民族组成一国家，也就是要实行“民族的国家”。文章接着以大段文字，“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次论满族之果能与吾同化否”，从中判定“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文章进一步论说：“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文章最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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