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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革命党人列举事实，揭露现有的清政府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极端反动腐败的政府，处处站在国民敌对的地位，已不可能再指望它能进行任何有力的实质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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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痛快淋漓地驳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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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不失九五之尊也。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然则政府诸人，可谓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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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政府，岂唯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讎而已。故吾唯绝对的期国民之策进其能力，若政府则所欲颠覆之目的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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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从传统的汉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强调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权，因而对汉族人民的利益根本置之不顾。“彼政府者，其对内政策犹是防家贼之手段，其对外政策犹是利用列强之嫉妒心，以其异族专制政府故也。”从而指出：这个现政府“其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事望诸政府，而专望之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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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的种种主张，包括开明专制论在内，认为这种主张无非是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今日之政府”身上，可是，这样做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事实上，无论由君主专制政体变为民权立宪政体，或变为君权立宪政体，都不可能期待清政府会自行改革与转变，只能是民权蓬勃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最终才能导致出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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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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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君主立宪而言，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泛观各国，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要求以外无他事，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牴羊生乳之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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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家政体的重大变革，必须寄希望于国民，而不能寄希望于已经反动腐败的清政府，那么，一切就取决于国民有没有实力。如果国民没有实力，只是按照梁启超所说那样，一味向清政府苦苦哀求，是什么效果也不会得到的。没有这种实力，一切都是空谈；而国民果真有了制取反动政府的实力，自然应当乘此一举而倾覆这个政府，实行民权立宪的新制度，何必还用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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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民报》的这些论说还是相当透辟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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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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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对此也作出了否定的答复：革命不会导致内乱，也不会招致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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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宣称，革命事业是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它的手段。它所要破坏的是不适宜于社会的旧东西，而所要建设的正是适宜于社会要求的新东西。“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钤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适宜于社会者也。”“破坏其所不适宜者，而建设其所适宜者，本乎建设之目的，以行破坏之手段，其现象乌得有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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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进一步列举事实分析道：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颠覆政府所用的力量小，为时也短；倒是其后争夺帝位所用的力量大，为时也长。所以，过去革命后出现的内乱，其实是由于它的帝制自为的目的造成的。今后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共和国家，而不是帝制自为。那么，在颠覆政府以后，革命家之间必不致自相争夺，内乱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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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尖锐地指出：《新民丛报》所谓“革命必生内乱”说的背后，其实是由“贪生恶死”那种卑劣观念支配的。梁启超说：“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数今虽无确实之统计，而一役动逾数百千万，史上之陈迹尚可略考而推算也。是故杀人流血之祸不可以不怵，而革命则不能免此。”《民报》对此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噫！沮革命者，乃以杀人流血相怵耶？”“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流血杀人相怵？”“更进一步以言：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民报》慷慨激昂地写道：“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藉手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原，当亦无怍。”应该说，革命派的这些论点还是相当坚决而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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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革命是不是会导致瓜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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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回答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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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在答复《新民丛报》时列举的理由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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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瓜分的原因，由于中国不能自立于世界。只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就可以保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不致被某一国打破，这对列强是有利的，从而可以使瓜分之祸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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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不是排外。只要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严格地遵守国际法，不以排外为目的，也就没有自取干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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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出“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的论断，认为只有革命成功，中国富强，才是杜绝列强瓜分中国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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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在实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有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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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的回答是肯定的：政治革命要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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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实行社会革命？它的内容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民报》上都一一作了系统的论述。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篇是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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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的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香港《中国日报》上，以后经过改订，又在《民报》上刊载。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正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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