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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的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香港《中国日报》上，以后经过改订，又在《民报》上刊载。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正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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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描绘了19世纪下半期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生主义思潮日益发达，骎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亚东大陆的蓬勃景象。冯自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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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之发达何以故？曰：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大多数之幸福故。贫富不均何以故？曰：以物质发舒，生产宏大，而资本家之垄断居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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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把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托拉斯制称为“商界魔王，工界蟊贼”。认为这种大资本家垄断的后果，表现在经济上，是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数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反映在政治上，使一国的立法行政机关，都成为它的傀儡。由此，冯自由得出结论：“知民生主义之实行，为一刻不容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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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稍稍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等篇中对托拉斯制讴歌备至，看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而冯自由等却痛斥大资本家垄断制度的专横，认为它不仅使劳动阶级沦为奴隶，而将使中等资本家也“歼灭无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派和改良派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不同的。改良派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派代表的却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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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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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要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它的要点有二：第一，“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也，土地也，电线也，铁道也，银行也，轮船也，烟草也，糖酒也，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这也就是以后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第二，他更加着重加以论述的是“平均地权”。具体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国有，然后推行单税法，“除土地真值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如斯而已”。冯自由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制，则凡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财政上社会上之充分改革，直旦夕间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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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朱执信也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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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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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这里所说的“主体”，就是指革命的动力，“客体”就是指革命的对象。“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他甚至断言，“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朱执信的观点，在当时《民报》的作者中，可以说是代表了比较激进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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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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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论战的历史背景早已不复存在。当我们冷静下来后，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这场论战呢？能不能说，因为他们都是爱国的，都主张改革，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所以，这场论战只是方法与手段之争？或者把它看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确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讨论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危机实在太深重了！国家的独立和生存遭受着空前严重的威胁。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环境迫使每一个有着爱国心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寝食不安，苦心焦虑地奋起寻求拯救祖国和人民的出路。可是，严酷的事实又无情地放在人们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希望了。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对这样一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推翻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把希望继续寄托在它身上，指望由它来实行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必须首先给予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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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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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在它突然崩溃以前，在外貌上依然是一个威势赫赫的庞然大物。它已经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在它手里，既有着可以诱人的功名利禄，又有着可以杀人的军队和监狱。经过二千多年孔孟之道的浇灌，特别是程朱理学流行后，“天地君亲师”已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犯上作乱”、“叛逆”的罪名确实令人望而生畏。而革命派手里又有些什么呢？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新学来的一点新学知识和观念以外，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革命，要起来推倒这个卖国的落后的政府，就得准备随时丧失自己的一切，从原有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一直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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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推翻这个已经腐朽无能、卖国的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已经不再可能，而中华民族危机又迫在眉睫。20世纪初年的那些可敬的爱国者，为了在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面前作出抉择，不知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付出过多少不眠之夜！他们对事情的利弊得失，从多方面反复思考过，衡量过。从孙中山、黄兴到革命派的许多人物，最初何尝不曾希图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一一被残酷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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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标，达到建立共和政体的目的，少数人的决心与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唤起民众，和他们共同奋斗，至少让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样的革命才会拥有一个较好的结果。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打破人们对清政府还存在的种种幻想，特别是必须驳倒改良派在爱国的口号下竭力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不扫清这些障碍，不在更广大范围内使人们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迫切性与正确性，承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那么，革命的到来与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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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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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论战，把广大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一种新的政体去替代旧的君主专制政体，——摆到了全国人们的面前。它不容许人们再有任何含糊和躲闪，必须认真地、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最尖锐、最根本性的问题上，显然，革命派的方案较改良派的方案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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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通过《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激烈的反复的争辩，革命派越来越占了上风，改良派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被驳得理屈词穷。从此，革命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广阔地开展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这样一场大论战，也许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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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大论战，革命的主张在广大爱国者、特别是留日学生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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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吴玉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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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革命，唯独周先登拥护立宪。”“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登时满屋尘土飞扬，真像战场一般，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评，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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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则在回忆中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见，《民报》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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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这场大论战，在广大爱国者中间，首先是留日学生中间，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高谈革命，公然倡言革命，几乎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接着又逐渐传到内地，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民报》在这场论战中，鲜明地高举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给改良派阻挠革命的错误论调以沉重的打击。这场论战取得的成就，就要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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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大论战前后，革命派的报刊在南洋也同立宪派的报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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