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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汉民为《中兴日报》写的《发刊词》上，宣布《中兴日报》的宗旨，是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他说，只要人人都能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以“爱种爱国”，中华民族必将有扬眉吐气之一日。革命派用激情飞跃的言辞，展望未来的信念，对于那些在海外备受民族歧视的爱国华侨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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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时一般南洋华侨的接受程度，《中兴日报》的言论最初比较平和。但很快，《中兴日报》的言论就日益激烈起来。胡汉民将“爱国爱种”同“排满”联系起来。他认为：“若欲保种救国，惟有从事于恢复，驱除鞑虏，以恢复中国。”并指出：“且满清政府，尝谓宁以中国赠之朋友，不留遗家奴，故汉人之土地，初不爱惜，要赠要割，惟其所欲。”“数年之间，舆图变色，皆已为外国所有，此已由满洲政府赠朋友者也。”他激烈地呼吁：“呜呼！吾言至此，吾热血迸发。吾知在座诸君，亦必为此等人伤心。可知满奴一日不去，中国人无以自存。”“诸君能深思仆之言，急自发奋，不忘驱除光复之事业。则中国前途、汉族前途，其庶几有可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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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日报》的另一篇文章《急逐满虏为今日救亡之不二法门》，在列举了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事实后，把帝国主义比作“虎”，把清朝政府比作“伥”，得出结论，“呜呼，同胞，同胞！不欲救亡则已；如欲救亡，而犹倚赖此作伥之政府，以图救亡，是延走无常作医生，向狐狸精而采补，亦自速其亡已耳。何救为？然则救亡之道若何？亦惟急起直追，驱除鞑虏，还我主权，然后相率我同胞，背城借一，与列强研究国际公法而已；否则欲除虎患，而不失去其伥，吾恐四万万同胞，日夕被噬，即幸未至灭绝，亦虎口余生而已。吾故曰：急逐满虏，为今日救亡之无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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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兴日报》在鼓吹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在一篇题为《世界无不推倒之专制君主》的文章中，作者劈头盖脸就指出：君主本生于亿万人之中，却独置身于亿万人之上，把四海之内视为私产，举一国之人为其奴隶，这是太不合理了！“浩浩昊天，抟抟大地，同此圆颅方趾之民，何莫非上帝之赤子？谓天特生首出庶物之一人以治万人，则大谬；谓兆民实有赖于一人，则犹迂。君主乎，专制政府乎，世界之蟊贼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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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题为《皇帝》的文章中，革命者直截了当地写道：“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认也。”“中国之视皇帝，不过一能干之强盗。凡挟有杀人之权力者，皆可为皇帝。”“中国人民之畏，特与魔鬼恶煞相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皇帝的这种罪恶，不管他是满人还是汉人，都是一样。“故中国革命，必当先除皇帝。故虽满洲君主，果能证明与汉族君主相同，亦必为中国人民自谋幸福之进步时所必当毁灭之目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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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痛快淋漓、锋利透辟的声讨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字，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的。不仅国内的报刊上无法出现，就是在《民报》和其他海外的革命报刊上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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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归结到必须推翻清政府，这是《中兴日报》宣传内容中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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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痛诋保皇党人：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已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妾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口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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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政府者所以为民也。今日之中国有此政府，不益吾民，反累吾民，何异身之赘瘤耶？如此政府，即使无满汉之分，亦当在吾民淘汰之列，乃反而降心相从，死生听之，甚有无耻丧心之保皇党，且从而讴歌之，岂鸱獍以自残同类为能，且肆其毒以作他类之鹰犬，为保皇党人之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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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革命者在《中兴日报》上还发表了大量批驳《南洋总汇新报》的文章，如《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保皇党之狡谋欤，抑亦总汇报之不通欤》、《总汇报无耻记者伍宪子之巧言虚饰》、《诬谤革命者之末路》、《正总汇报之奇谬》、《清官之欺人与总汇报之卑劣》、《哀哉保皇党良心欲死不得》、《保皇匪含血喷人、不顾实际之无耻》、《总汇报鼠声又作》、《看看总汇报小人行为之真相》、《揭总汇报之无耻》、《看看总汇新报之丑欲盖弥彰》等。这类文章虽然缺乏理论深度，而且多挖苦谩骂之词，但对打击保皇派反对革命派的气焰，清除他们在华侨中散播的消极影响仍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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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当时中国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革命派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论据也比较深刻有力，因而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人们的觉悟，改良派在论战中的失败与逐渐失去人们的支持就成为一件必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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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刊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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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报》坚持革命宣传阵地的同时，1906、1907、1908年三年之间，在留日学生中又掀起了一次创办革命刊物的新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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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刊物，大多是以同盟会会员作为骨干、并以本省的名义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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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的革命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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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云南》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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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晋乘》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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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2月，《河南》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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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关陇》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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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江西》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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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革命刊物集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纷纷出版，顿时使当时留日学生界的思想文化战线又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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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的出现，总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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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在留日学生中陆续建立了一批分会，发展了不少会员。1907年3、4月间，孙中山、黄兴等先后在华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接着，徐锡麟安庆事件和秋瑾绍兴事件又相继发生，在海内外造成了很大震动。不少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跃跃欲试。他们大抵都是学生，手中现成的武器就是一支笔，自然容易先从革命言论方面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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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虽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因被清方严禁输入内地，从而影响了革命思想在国内的宣传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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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四川》杂志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1906年以后，《民报》运进国内就较前更加困难了。为此，留日学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继续出版报刊，分散地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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