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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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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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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出后，引起社会上议论纷纷，《苏报案纪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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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间遂责《苏报》不应为过激之论以倾陷学生，无论其无之也，即有之，尤不可发觉以败人之事。吾揣《苏报》意，则明知其无而鼓吹之也，若知其有而发觉之，《苏报》亦不欲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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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7日开始，《苏报》取消《论说》一栏，而将若干措辞及内容较为激烈的文章刊于《来稿栏》中，以替代《论说》，并声明“书中词意，本馆不担其责”。这是因当时风声紧迫，报馆欲藉此以避免清政府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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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9日，《苏报》连续登载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指出中国的革命实乃顽固官僚如荣禄、德寿等人所迫成，是故彼等无异为“革命之党魁”，其理由正如酿酒原理一般。“酒为米所酿成也，果米自酿成乎？抑有所以酿成之药料乎？试问公等今日之所为，贪戾狠毒，横敛暴征，何在非酿成革命之药料。公等自备此药料，日施此药料，而乃归咎于此米之不应化为酒也，是何言欤。”是以“公等今日之制造革命党，即不啻自为革命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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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出版，使革命言论的阵营，顿时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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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一书共分七章：1.绪论；2.革命之原因；3.革命之教育；4.革命必剖清人种；5.革命必先去奴隶根性；6.革命独立之大义；7.结论。全书虽只有2万字，却是晚清第一本能够通俗易懂且有系统地阐述革命理论号召人们反清的巨著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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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苏报》刊出《读革命军》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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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儒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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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苏报》又在《新书介绍》栏中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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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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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报》与《革命军》在反满反专制上的共鸣。前者较能道出邹容思想的全貌，后者仅着眼于排满一点，这是不能包含《革命军》一书全部内容的。但经《苏报》介绍之后，《革命军》引起了民众广泛的注意。另外，章炳麟的《序革命军》亦为《苏报》所转载，其中值得留意的一点是章氏对“革命”一词的解释，章炳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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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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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的《客民篇》、《序革命军》，张继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及6月22日刊出的《杀人主义》等文章，都表现出极强烈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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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间，《苏报》上大量涌现革命排满文字，这是数月来革命者激进言论高涨及发展的结果。无可怀疑，也是进化论思想及虚无主义思想的冲击所致。具体而言，自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后，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之理，使爱国之士益增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而使热血青年兴极端的民族主义之想。在《苏报》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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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终结帝制的集结号 《苏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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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常，优胜劣败，往者莫谏，来犹可追。我国人乎，微论其为一人计也，或为一国谋也，殆非善用竞争主义以与外族而周旋也，恐未足以善厥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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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及以后的两年间，又有若干著述出现，对俄国虚无党及其暴力主义寄予同情，也成为反抗清王朝统治及专制政体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现象最早见于留日学生杂志及《苏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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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6月19日，《苏报》发表一篇题为《虚无党》的论说，便是代表性的一例。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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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党之势力既盛，虽至杀人如麻，血流漂杵，惨酷之气，暗无天日，而此潮流固日增其高度，不远铲除专制，建设新国之域不已，然则旧俄国之寿命殆将为所斩绝，而造出灿烂庄严之新政府无疑矣。吾言及此，吾不得不服其手段，慕其势力，涎其幸福，而重为吾祖国前途悲也……此潮流必有踰昆仑阿尔泰之山，蓬蓬勃勃以输入支那内部之一日。输入之日何日乎？其吾人逐异种、复主权之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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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年4月11、12日，亦即在排满思想大起之前，《苏报》刊载了蔡元培的《释仇满》一文，内容别具一格。该文认为仇满乃政治的，而不是种族的。所谓种族之别，一为血液，一为风习；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杂，其语言文字风习如已为汉族所同化，是故“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然而现实之中，满人一词“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产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至于“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进而指出：“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则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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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蔡元培回忆，当时张园演说会，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邹容所作的《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见解，他因不甚赞同，遂有此文之作。从文章内容来看，他反对持昔日种族之见以言仇满，实欲规范仇满的界限，指出满汉之间的矛盾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种族的，企图平抑逾度的种族情绪。可是，当时注意的人很少，足以证明种族感情已深入激进人士的思想之中，况且蔡元培寄望“满人自觉”，并自动地“放弃其特权”，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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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苏报》中，也有一些文章指出排满只是革命所必须的手段之一，究非终极目标，如《读革命军》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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