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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积之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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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临桂县人，年四十四岁。由优贡选四川知县，到过省的。庚子年，唐才常京卿于富有票事，职贡因母丧停柩在沪，虽到过汉口，单上并无名字。次年赴广东，单上又无名字。今唐京卿已死，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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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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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六岁，浙江余杭县人。《革命军》序文系我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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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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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巴县人，《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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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会审公廨出堂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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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会商英副领事，着将陈仲彝等六人，暂行还押捕房，即提供出之苏报馆主笔吴稚晖，代理经理李志园到案须讯核办。陈范是否避往东瀛，未可轻信，仍饬差严缉解究，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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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继续审讯。原告律师古柏称：“查得此案之外，另有交涉事机，尚未停妥，今日未便向堂上声叙，请俟停妥后再互订会讯之期。”被告律师博易乘机驳称：“古律师所谓改期会讯，堂上不能允从。若云交涉事机，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堂讯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这是有力的一问，谳员只好勉强回答说：“章、邹等犯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遵奉宪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师因道：“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政府律师哈华托力请堂上俟政府将交涉事机议妥后，订期会审。谳员和陪审官都同意，于是章邹等仍还押候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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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政府拟于捕捉章炳麟、邹容等人之后，乘机引渡，解往南京审办，以达到镇压革命党人之目的，但没有想到大受外人的反对。旅沪外侨机关报如《字林西报》等，纷纷著文强调“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中国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受外人保护的权利”。工部局更进一步提出，“此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保障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人之治外法权”。公然提出租界内有“治外法权”，就法理上言，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但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清政府已经被迫处于被动的地位，如要达到审办章、邹等人的目的，就先要承认租界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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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之初，清政府虽一面在地方进行交涉，但仍觉得“此事仅恃沪道办理，力量较薄，非由外务部商诸公使主持，恐仅在上海监禁，多则三年，少仅数月，限满释放，逆焰更凶，大局不可问矣”。故又令张之洞与各国公使磋商，仍以移送人犯为请。各公使以“此事领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权限”等语推托；旋北京发生了慈禧太后旨命杖毙反清志士沈荩的事件，英、美两国公使并各接得其政府之训令，命不得允可“苏报案”犯引渡，因此，他们的态度便更加坚决。结果，《苏报》案仍归上海就地办理，并商得英公使同意，在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由上海县会同谳员及英陪审官审讯，并授判决权于上海县，9月10日，由京方函知沪方照办。是时清廷看法，认为“章、邹必应永远监禁……能在华界监禁最好”。交涉途径，实以此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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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3日到7日，“额外公堂”开庭四次，主审者是上海县汪懋琨，会审者是谳员邓文堉和英领署翻译员迪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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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开审时，政府律师古柏先请求将程吉甫、钱宝仁二人开释，陈仲彝准其保释，章炳麟、邹容二犯“大逆不道”、“聚众闹事”、“扰乱人心”三项罪名，应请堂上究办；上海县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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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开审时，先由被告律师爱礼司（F·Ellis）代章、邹辩护，继由章炳麟供述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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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杭人，年三十六岁。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戊戌后赴台湾，后由日本赴上海，在《亚东时报》任笔政，复至诚正学堂当汉文教习。未及数月，又至苏州东吴大学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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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官员知道章炳麟是名士，以为必曾中式，问得自何科？章顾邹容而微笑曰：“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盖有意误“科”名为鸟“窠”。旋讯邹容，邹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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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巴县人，年19岁。初来沪，入广方言论；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闻人言公堂出票拘我，自到巡捕房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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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开审时，由被告律师琼司延请能解《革命军》意义的西人立得儿（E·S·Little）到庭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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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开审时，古柏律师请特龙积之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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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上海县宣判邹容、章炳麟以永远监禁之罪。领事团对此发生异议，相持不能解决，而被告方面以“久系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属不合”，要求立将控案注销。当时上海且盛传释放章、邹二氏之说。北京外务部深恐此案劳而无功，遂允予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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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21日，由上海县汪懋琨赴会审公廨，会同谳员黄、英副领事德为门（Twymen）复讯，当庭宣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做苦工，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案，至是始告结束。后邹容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章炳麟则于1906年6月29日出狱，赴日本任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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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的发生，对国内思想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件事在上海发生，它对国内所起的打开风气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难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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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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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辞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对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目前动乱之局亦难于收摄也。此其机缄启闭，当时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审处之。然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凡一运动之所谓高潮无从企及。于是少数激烈奋迅者流，审时度势，谋定后动，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促成革命之效。《苏报》案之所由出现，正此物此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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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兴师动众，为镇压新兴的革命运动，制造了《苏报》案。可是，比较起它为制造此案而付出的政治代价来说，囚禁章炳麟、邹容所获的“胜利”简直微不足道。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以政府的名义去控告几个普通的百姓，一开始就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愚蠢的清政府，本以为借《苏报》案就可以将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大出反动统治者的意料之外。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为革命党的反清革命做了义务上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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