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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自有它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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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新的政治势力——绅商开始崛起，迅速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开始在政治舞台上不断要求扩大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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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层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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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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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职在籍的官员、因军功致显或保存虚衔的还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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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捐纳而获得职衔的商人和举办实业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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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绅商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向政治舞台进军，企图谋求更大的利益和发展。特别是到新政的后期，代表地方士绅利益的国内立宪派与清廷的矛盾和冲突更趋激烈，二者斗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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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庚子之役后，全面变革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在这样的局面面前，除了继续改革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但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财政已经告罄。问款，清政府无钱可赔；举办各项新政，地方官无钱可筹。整个社会能凑集巨资和承办大型事业者，唯赖于商。在这种情况面前，清政府一改过去之犹豫，在1901年，宣布将“通商惠工”作为基本的国策。紧接着，1903年，清政府又成立了商部，旨在以行政手段保护市场而不与商民争利。同时，清政府又参照英、日商法，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商法性质的《商律》，规定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地位平等的公司，并享有国家一体保护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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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人们投资商业，清政府还出台政策，根据商人出资办实业的情况给予相当的官衔，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清末出现了一个民间投资的热潮。据史料记载，仅1905—1910年期间，国内新设厂矿万元以上资本的就有209家，总资本约7525万元，绅商阶层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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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绅商的崛起与经济利益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射到政治领域，希望参政议政，更多地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绅商利益的团体——立宪派集团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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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立宪派集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叶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起过真正的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当时一直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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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因为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连续打击，对于政治颇有灰心之感。清末新政初期，他并不对朝廷政治的改革抱有多么大的希望。但是，随着绅商阶层地位的提高与经济利益的需要，张謇决定一改初志，积极投身到清末立宪运动的行列之中。1905年以前，他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特别的急切。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从此反复奔走、劝说，终于促成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三位在全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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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底，张謇采取“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缓进方针，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接着，在张謇的带动下，各地立宪团体纷纷产生。这样，在清末这场政治动员的高潮中，绅商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正在迅速上升。历史将会表明，他们就要成长为清末中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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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宪高涨真因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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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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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立宪运动如一个波涛翻涌的大河，不可抑制地向前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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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前后，中国的立宪运动所以高涨，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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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俄战争的刺激。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东三省的广阔土地上，遭受战火祸害的自然是中国人民，清政府理应积极进行干预。可是，日本在战前就劝告清政府保持中立，而清政府确也无力制止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厮杀，只好于2月12日宣布保持局外中立。次日，清政府又声明，无论胜负如何，东三省主权仍然永为中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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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的刺激，使国内的立宪运动开始走向高涨。以此为契机，国内立宪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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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俄战争关系到中国的安危存亡，而战争又是在立宪的小国日本和专制的大国沙俄之间进行的，因此国内中上层人士无不注目而视，倍加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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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首先感到的是耻辱与愤怒；同时，他们也锐敏地预感到：战争将导致中国的前途和人们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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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宣战后第三天，《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称日俄之战“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此次战争“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这就是“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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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认识，立宪派相信，日本必定胜利。理由是：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岂彼专制之国专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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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果然朝着立宪派的预想进展。5月上旬，俄国舰队在旅顺海面受到重创，陆军的鸭绿江防线也被日军突破。立宪派再次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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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之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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