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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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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的立宪派认为，实施立宪要靠权要主持，这些人为地方疆吏，与清廷上下一气，最能耸动朝廷；要促成立宪，就必须首先说服权要，让他们赞助立宪派的主张并向朝廷代行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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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开始，立宪派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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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了他们的“奔走权要的运动”。他们“诚恐日后各国大会媾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首次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问题。认为“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先向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陈述，再由盛宣怀与商约大臣吕海寰商量办理，以他们三人的名义电告清政府，奏请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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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了1905年3月9日疆臣吕海寰、岑春煊、魏光焘、端方、盛宣怀的联衔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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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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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立政策不能保障东三省主权不受日俄侵害，欲避其害，必须早做准备，与诸国政府直接协商，否则将来各国开会干预日俄，中国恐被摒之局外，“祸变之来，何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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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主张，“迅速特简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历聘欧美有约诸邦，面递国书，以维均之势立说，东三省开通商埠，利益均沾为宗旨，恳派使臣设会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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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使臣申明：东三省为我国主权，不得误认为中国已失之地；日俄战争有损各国商务，请各国调停息战；东三省人民遭日俄军队蹂躏，应予抚恤；以北京为各国会商之地；会议既定，战事既息，中国允以东三省遍开商埠及厂栈路矿诸项利益以为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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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应当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这样，将来召开国际会议，中国“必能预占一席，然后随事补救，抵制斡旋，消息既较灵通，办法尚可布置。失此不图，后悔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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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奏之前，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与洋务大员盛宣怀商定，最好由贝子溥伦兼充出使大臣。因他即将以中国馆监督的身份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可以借此游历各国而不露痕迹，避免日俄猜忌。旋溥伦抵达上海，他们与之协商，溥伦也以此举重要，愿膺此任。但担心庆亲王奕劻与他不合，别生事端，要求立宪派与盛宣怀的奏电待他到东洋后再发。果然，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以溥伦“年轻，未克当此”拒绝了立宪派的请命。对于吕海寰五人的联奏，当权者认为时机未到，应“俟战事稍有眉目再定”，3月21日奉旨，折被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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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翊以“此奏关系大局，诚不可少”，得悉折被留中，立即致函岑春煊的幕僚们说：预料秋冬之间日俄战争必有眉目，宜“趁此机会，先定国是，速派专使，天下事固大可为”。“丁（振铎）、林（绍年）两帅奏请变法，驻使联衔亦以为言，颇干天怒。鄙意以为此不联合旗帅之故，遂致疑立宪为革命。”因此他鼓动两广督署的幕僚们敦请岑春煊牵头，联合锡良、端方、赵尔巽、魏光焘、袁世凯、张之洞、丁振铎、吕海寰、盛宣怀等满汉大员合词再请，以期朝廷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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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4月，出使法国的大臣孙宝琦也奏请政府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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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法国之前，其弟孙宝瑄曾“草立宪之议”，要他代呈当道，孙宝琦“疑而不敢上”。到法国一年多，孙宝琦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认识到“其所以上下一心，日兴月盛者，皆在宪法之立。中国变法，首宜于此提纲挈领，而后有庖丁解牛之效”。从此赞成立宪。但他当时还不敢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4月，孙宝琦遂单街上书政务处，略称：变法所以未见成效，“以未立纲中之纲，而壅蔽之弊未除”。“欲求所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同时饬令大臣采访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还建议变通各国议院成例，定政务处为上院，都察院为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议定国家和地方事务。上书之后，他又致函端方，鼓动端方和张之洞“将立宪之意合疏上陈”，希图让他们一起说服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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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的上书，政务处虽未予转奏，但却给立宪派很大的鼓舞。《时报》欣喜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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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以来，吾国有大喜过望、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出现于黑幕时代，则吾人宜如何鼓舞而欢迎之也。现此一大纪念为何？曰驻法公使孙宝琦氏上王大臣书请立宪法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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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加紧了他的立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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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归来后，张謇始注意研究立宪问题，只是“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不过他既是在籍的状元，又是兴办近代工业、教育卓有成效的东南社会名流，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官场大员均有密切交往。这种优越的地位使他的意见易于为督抚大员所接受，也是他得以领袖东南群伦的一个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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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张謇不断与魏光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这其中，汤寿潜、赵凤昌等人也参加了研究。折稿大意谓：日俄战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胆小谨慎的张之洞没有立即出奏，嘱张謇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世凯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乃于6月致袁一函，请其赞助立宪。信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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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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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认为气候不到，答以“尚须缓以竢时”，张之洞、魏光焘知反对者尚多，未敢将折稿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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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动袁世凯的同时，江浙的立宪派同时也另辟蹊径，将运动路线直接对准慈禧太后身边的军机大臣瞿鸿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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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连日进行会谈。张美翊还写了一份说帖让人转呈其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瞿鸿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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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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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列强注目东方，改定宪政，亦足震动耳目，气象一新，必为环球所许，从此满汉界、新旧界可一扫刮绝。夫人心既定，凡事可为，我大清且亿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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