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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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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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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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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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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给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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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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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察团到英国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皇皇一万五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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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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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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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隔阂之后，东西方开始有了交流。从此，彼此间才真正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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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7月12日，载泽一路人马回到上海；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也抵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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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洋，五大臣开了眼界，也总算是不辱使命。接下来，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就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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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三十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人，中国人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清政府已经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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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废科举引发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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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在张之洞、袁世凯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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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重大事件。儒学作为国家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新旧时代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迅速地、彻底地、全面地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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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穷苦人家的子弟通过自己刻苦读书，就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多么难，仅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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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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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手段，其目的在做官。所以，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经典的双重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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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如果说，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科目门类还算齐全、设计还算科学的话，那么，到明朝经过朱元璋的改革后，考试内容只不过剩下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对于现实社会不起实际作用的货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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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八股文和试贴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和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之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既然是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考生只要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就可以成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但他们却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对于亚非地理、欧美的风情，则更是一无所知，闭目塞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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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偶尔有些萌芽，其思想成果也得不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显然，这种考试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治国安邦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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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本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长期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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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01年1月清廷宣布新政并且号召大臣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的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于是，1901年8月，朝廷谕令废除八股，科举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朝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学堂。1905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经过深思熟虑，清朝政府最后终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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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国家的重建可谓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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