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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促联责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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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厘行省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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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发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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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求国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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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倡尚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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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于京师，各省设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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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到会者一百多人，推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远庸、李文熙为临时书记。会上首先选举出常务干事，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当选。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当选为候补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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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常务干事推定各科干部，文耀为庶务员，李文熙、吴赐龄为文书员，李素为会计员，欧阳弁元、陈登山为交际员，康士铎、何宗瀚为调查员，王葆心、余绍宋为编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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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会员推举出18省和八旗的支部发起人。广西：甘德藩、蒙经。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郑万瞻。山西：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李素。奉天：袁金铠。山东：周树标。江西：邹树声、宋名璋、叶先圻、罗家衡、郭志仁、谢远涵、黄远庸。福建：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林志钧。河南：方贞、王敬芳。陕西：李良材、郭忠清。四川：蒲殿俊、何耀光、胡庸章、萧湘、罗纶、李新展。浙江：汤尔和、马叙伦、陈黻宸。湖南：谭延闿。吉林：何印川。安徽：窦以珏、陶冠禹、李国松、康达。直隶：李榘、籍忠寅、齐树楷、李长生、高俊、张铭勋、刘春霖、王法勤。贵州：杨寿。广东：伦明、姚梓芳、黄节。江苏：马相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八旗：恒钧、文耀。以上人员中有少数同盟会会员在内，如黄炎培、蒙经、郭忠清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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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宪友会研究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期限及办法，决定分期分批成立，凡交通便利、团体易于集会之省，限定本年9月以前成立，其余限定年内成立。奉天、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苏、广西、福建、四川自认于9月前成立。还决定，本年资政院开会以前，召开一次大会，届时见已成立的支部各举代表到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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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民政部正式批准宪友会立案。同月31日，宪友会召开谈话会，徐佛苏报告了各省支部成立的情况，决定于9、10月间召开大会，催促各省支部成立；在京议员每周开谈话会一次；通告各省支部及发起人，劝告本省资政院民选议员入会。还公举黄远庸、林志钧、谢远涵、康士铎四人负责与辛亥俱乐部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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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在政治上均向往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务期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普及教育，提倡军国民教育，国民外交，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内部的组织生活、选举、表决、讨论等等，也符合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因此，均属于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合法政党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进一步瓦解，人民民主权利在进一步增长。资产阶级力量的凝聚，是立宪派人士长期宣传、鼓动、奋斗取得的重大结果。立宪派手中有了政党这个得力工具，便可更好地同专制独裁者进行斗争与较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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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怨恨转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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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后几年，立宪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党，控制了各地民意机关和合法团体，已经形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前途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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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怀疑，立宪派政治态度决定性的因素是清政府满足其改革愿望的程度如何。如果清政府能够按照立宪派的意愿进行改革，立宪派无疑会成为清政府的坚强支柱；否则，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会另寻出路，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和掘墓人。纵观历史，清政府正是以其愚蠢的政策将立宪派一步一步地推向了革命阵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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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立宪派与革命党并不和谐，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斗争，但在对付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的问题上，最终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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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康梁一派与兴中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有芥蒂。戊戌变法时，在横滨的大部分兴中会会员转向维新派，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诱使王照揭露康有为伪称奉有光绪皇帝衣带诏这件事，使两派结下了不解之仇。1900年，孙中山打算在广东发动起义，康梁也准备武装“勤王”，梁启超到檀香山宣传，一下子把当地大部分兴中会会员和华侨争取到保皇会方面来，几乎将孙中山在海外的第一个活动基地彻底搞垮。这件事，让孙中山大为恼火。此后，梁启超就不时遭到革命派攻击。1903年梁放弃了“破坏”与“革命”口号后，革命派对他的攻击论调随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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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开始的革命与立宪之争，仍是前一阶段孙、康两派斗争的继续和扩展。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有愿意为之奋斗的大批群众，必须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组织、扩展会务、筹措从事暗杀或武装起义的活动经费，而经费又要从支持者那里取得。谁争取的群众多，经费多，地盘大，势力大，谁就有首先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的希望，在竞争中获胜。任何一方得势，都意味着对方处于劣势。对这个极为现实的切身利害问题，孙、康双方均直觉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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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利害、资产阶级派性和错误的排满口号使革命派感情用事代替了理性思考，以致许多斗争一度越出了论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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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国报》刊载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一事，被康有为在法院控以毁谤名誉罪，要求赔偿损失5000元。该报还攻击康党叶惠伯，康党再控以毁谤之罪，索赔丑银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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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些革命党人在报刊或群众大会上对康梁大肆进行攻击，诅咒他们为“汉奸”，“认贼作父”，“异族奴隶”，“非今日之中国人”，喧嚷必“诛此两妖魁”。1907年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还发生了革命派大打出手的闹剧。1910年7月，革命派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把立宪派的白坚打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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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和缅甸，有两派对报社的争夺，也有革命派大闹政闻社的故伎重演。这些不择手段的攻击、叫骂、阵地争夺，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而是宗派性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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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一派无疑也注重本派利益，有严重的派性，但客观地讲，在处理与革命党关系问题上则要冷静慎重一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主张同革命派联合，反对互相倾轧。梁启超从1902年起，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他曾咬牙切齿地声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的时期在内，他始终声明：坚决反对两派互相谩骂、攻讦、倾轧、敌对，抵消力量；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革命派宣称满汉不并立，立宪派为“卖国之党”，“负友之党”，决不与之相提携。1907年7月以后，梁启超不再理会革命派，毅然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全力对付清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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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革命派不仅对康梁立宪派基本上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对于国内的立宪派，他们也多有所指责。张謇、郑孝胥、马相伯、杨度、狄葆贤等人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都曾被点名攻击。最偏激狂热的莫过于刘道一，竟扬言“必杀庆祝立宪党”。有人亦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和资产阶级派性，把立宪派看做与清政府同恶相济、助纣为虐的帮凶，一味责斥谩骂，加给立宪派取悦官场，摇尾乞怜，沽名钓誉，升官发财，狡伪无耻各种罪名。他们对立宪运动所遇到的挫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1910年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在东京的革命党首领“大喜”，立即邀集一百多同志“开会祝贺”，“并密议运动南洋华侨反对国会，以绝第三次请愿之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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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梁启超等一样，国内的立宪派人士也认为革命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革命与立宪在“外御群侮”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两派“所竞争者意气也，非公益也”。对于这种无谓的相互攻击，他们是不赞成的。因而对于革命党人的指责斥骂一概听之任之，不予还击，表现得相当宽容大度。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国民公报》“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常有“左袒革命之意义”。当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时，立宪派尽管不无埋怨情绪，说徒然牺牲同志，于国家无补，于人民无利，然而却无幸灾乐祸之心。不仅如此，每当起义发生一次，他们总是大肆攻击清政府一番，大骂政府专制、欺骗人民等等。对于清政府的“穷逮捕、广株连，厉行野蛮时代惨酷之刑法”的“暗无天日之政策”，尤严加痛斥。指出消弭党祸的根本办法不是“妄行杀戮”，而是“党人曰政治不善，吾先整顿政治；党人曰满汉不平，吾先融和满汉”；“励精图治，舍旧谋新”，实行名副其实的宪政，否则革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有的立宪派所办的刊物还公然歌颂革命烈士，如广东的《半星期报》就发表过歌颂吴樾、秋瑾、徐锡麟和陈天华的诗篇，著文为秋瑾遇害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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