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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确使立宪派对清政府怨恨猛增，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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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咨议局议员就是由于屡次遭到拒绝申斥，“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不知不觉从和缓的立宪里扭转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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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山东的侯延爽、陈干等，“全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广西的吴赐龄公开“论和平改革终无进步”。四川的情况是：“成都学校诸生吁请速开国会，大吏遏抑不以闻，被斥逐者甚众，士气愈形奋激，乃转而趋向革命矣。”天津一部分参加请愿的学生如刘明义、魏振东等在请愿被镇压后，“知道清廷所准备的立宪，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绝对不会实行的。于是主张不要信任清廷，要推倒它，由人民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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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立宪派向革命转化还仅仅是个开始。对立宪派来说，实现这一转化不但是思想上的巨大转折，而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故大多数还在观望，尚未最后下定决心。春节期间，蒲殿俊写了一篇《流年之慨》，抒发了自己的心情。他列举事实，说明人民的悲惨愁苦。但又认为，只要铲除了“专制之威”，政府悔悟，过两年召开了真正的国会，还是有希望的。他的感想正是当时大多数立宪派人士心态的写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的破灭，他们很快也就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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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政府拒绝召开资政院临时会议，特别是成立皇族内阁，申斥要求改造内阁的立宪派，非法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损害人民利益，违背立宪原则，更使“民气郁愤怨结上通于天”。立宪派人士切齿痛恨，纷纷弃政府而去，咨议局联合会立即提出对内斗争第一的口号。这个口号虽则仍是采取合法手段，可是腐败的政府绝不会允许其在合法范围内如愿以偿，而立宪派在原则上也不会让步，旧的斗争方式肯定将被新的取代，更多的立宪派人士势必向革命立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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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已有众多的立宪派人士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有了革命的准备，所以革命一旦爆发，他们就会迅速响应，投身到革命阵营，成为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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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正西风落叶下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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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随慈禧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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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从庚子事变到1909年这一段时期，上层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新老交替的断层，严重地影响到了清政权权威运作的正常效能。传统政治中心的权威资源与治理能力由于某种人为的原因而在急剧流失，从而使中央政权丧失了对时局和社会问题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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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断层现象早在庚子事变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文韶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逝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得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谢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37岁的光绪皇帝久病之后,在孤寂中含恨死于瀛台。第二天，慈禧太后在过了她的74岁生日之后的第13天，也随之离开人世。慈禧太后之死，意味着由这位女强人统治大清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之死对清最高政权权力结构的稳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清政府权力真空的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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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不少外国观察家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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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和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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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结，间歇发生对政府的攻击，可能会推翻帝国，使它分崩离析。一般人认为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失去自太平叛乱以来维持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国内外敌视强大中央集权现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新摄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国新登基的天子来行使职权。他们这样做也帮助煽起那一场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由满、汉、蒙古统治者辛苦经营，但是现在正在塌下来的巨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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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当时在朝残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的汉族大员张之洞也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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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是在同治中兴时代就进入统治集团上层的颇具时望的汉臣，他们在为清王朝效忠的数十年中，积聚了雄厚的政治权威资本。他们对这一王朝的价值在于：一方面，他们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久经历练,与满洲统治者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汉族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以满洲为统治民族的王朝至少在汉族地主士绅阶级中尚享有相当的权威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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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荣禄、端方这样一些有才气、富有经验的满人官僚，长期以来与汉族士绅上层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与刘、李、张一样是维系汉族士绅与满洲统治者之间联盟关系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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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同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批较为牢固的满汉联盟的老一代官僚的相继谢世，调和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人物就越来越少。这批人物离开政治舞台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中失去了一批可以对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平衡的，并可以在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方面起缓冲作用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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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张之洞谢世之后，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些稍有经验的慈禧旧臣也在短时期内相继去世。不久以后，就连端方这样的相对开明的满洲官僚也以“微罪”去职，这在当时国内外政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一切都表明，清政府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一个突出的领袖人物足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困难、维护满汉统治集团的联盟。构成载沣当政时期的权力核心的，是一些少壮派的满族权贵，例如载涛、载洵等等。这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王府中，生活经历贫乏而简单，与汉族士绅接触机会不多，一时难以与他们建立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极为不足。徐致靖早在清亡以前20年就从中看到了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命运。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中任职达40年“识近属亲贵殆遍”的经验，认识到由于中国未来执掌大权者均属于这样一类人，而“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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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者逐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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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这个王朝得以发展壮大及其统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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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前，皇太极重用范文正、洪成畴等汉人官僚，使得这个初兴的王朝得以迅速地发展；重用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汉人官僚，清王朝最终进关夺得了全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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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嘉、道时期，清政府一脉相承，满汉并重、以汉治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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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瓦解了清王朝赖于维持统治的八旗、绿营军事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力量就落在了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官僚的势力派的手中。慈禧太后掌握清政府政权后，继续重用和依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张之洞等汉人官僚以维持衰弱已极的王朝统治。载沣监国摄政后，一改慈禧的以汉治汉、重用汉人官僚的政策，极力排斥朝中拥有权力的汉族官僚，罢黜袁世凯、冷落张之洞，最终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联盟的彻底破裂，造成了汉人官僚在辛亥革命中的相继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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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对清末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以载沣为首的清室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和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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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登基后一个月，监国摄政王载沣即罢黜了身为军机大臣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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