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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不少外国观察家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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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和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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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结，间歇发生对政府的攻击，可能会推翻帝国，使它分崩离析。一般人认为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失去自太平叛乱以来维持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国内外敌视强大中央集权现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新摄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国新登基的天子来行使职权。他们这样做也帮助煽起那一场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由满、汉、蒙古统治者辛苦经营，但是现在正在塌下来的巨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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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当时在朝残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的汉族大员张之洞也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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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是在同治中兴时代就进入统治集团上层的颇具时望的汉臣，他们在为清王朝效忠的数十年中，积聚了雄厚的政治权威资本。他们对这一王朝的价值在于：一方面，他们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久经历练,与满洲统治者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汉族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以满洲为统治民族的王朝至少在汉族地主士绅阶级中尚享有相当的权威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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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荣禄、端方这样一些有才气、富有经验的满人官僚，长期以来与汉族士绅上层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与刘、李、张一样是维系汉族士绅与满洲统治者之间联盟关系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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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同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批较为牢固的满汉联盟的老一代官僚的相继谢世，调和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人物就越来越少。这批人物离开政治舞台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中失去了一批可以对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平衡的，并可以在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方面起缓冲作用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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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张之洞谢世之后，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些稍有经验的慈禧旧臣也在短时期内相继去世。不久以后，就连端方这样的相对开明的满洲官僚也以“微罪”去职，这在当时国内外政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一切都表明，清政府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一个突出的领袖人物足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困难、维护满汉统治集团的联盟。构成载沣当政时期的权力核心的，是一些少壮派的满族权贵，例如载涛、载洵等等。这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王府中，生活经历贫乏而简单，与汉族士绅接触机会不多，一时难以与他们建立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极为不足。徐致靖早在清亡以前20年就从中看到了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命运。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中任职达40年“识近属亲贵殆遍”的经验，认识到由于中国未来执掌大权者均属于这样一类人，而“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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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者逐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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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这个王朝得以发展壮大及其统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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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前，皇太极重用范文正、洪成畴等汉人官僚，使得这个初兴的王朝得以迅速地发展；重用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汉人官僚，清王朝最终进关夺得了全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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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嘉、道时期，清政府一脉相承，满汉并重、以汉治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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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瓦解了清王朝赖于维持统治的八旗、绿营军事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力量就落在了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官僚的势力派的手中。慈禧太后掌握清政府政权后，继续重用和依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张之洞等汉人官僚以维持衰弱已极的王朝统治。载沣监国摄政后，一改慈禧的以汉治汉、重用汉人官僚的政策，极力排斥朝中拥有权力的汉族官僚，罢黜袁世凯、冷落张之洞，最终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联盟的彻底破裂，造成了汉人官僚在辛亥革命中的相继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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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对清末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以载沣为首的清室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和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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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登基后一个月，监国摄政王载沣即罢黜了身为军机大臣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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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对载沣的秉性为人比较清楚的载沣胞弟载涛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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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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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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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自己监国摄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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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这场斗争实际是满洲贵族集团与汉族军事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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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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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袁世凯曾经对其亲信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能何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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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上台执政后对袁世凯不作处理，不仅自己心里关通不过，恐怕在满洲亲贵集团中这一关也很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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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涛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秘密进言，认为“此时若不速作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的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据此可知，无论是载沣，还是满族亲贵，都是从维持统治权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的。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按善耆的主张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乾清门办公时，把他抓起来杀了再说。载沣当时虽然赞成严办，但他是个怕事的人，显然缺乏其先祖康熙皇帝擒鳖拜的胆量和气魄。他只是拟了一个将袁革职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甚至还把这个谕旨拿出来和奕劻、张之洞及北洋某些统制商量。奕劻因与袁世凯的关系而不便公开反对，只是闪烁其词，软中带硬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之洞则因兔死狐悲公开持反对态度：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干脆回答，请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士兵有变，致辜天恩。用兵变来威胁载沣改变杀袁的决定。他们的反对，使载沣更加犹豫不决，只得将谕旨的措辞一改再改，等到公布出来，就成为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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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放逐袁世凯以后，又进一步剪除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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