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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终结帝制的集结号 他们在焦灼地期待着清最高当权者能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为中国富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也为他们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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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至1908年间发生的第二次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高潮，使得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迅速地扩大，其势力已经遍及内地各省，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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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立宪派在国内不但没有政党性的组织，也没有一般的阶级性的群众组织，因而，他们无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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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上海总商会成立，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05年，江苏、江宁、广州、福州、河南、成都等商务总会也纷纷相继成立；从1906年起，各地商会的数量迅速增加。商会的出现，标志着立宪派组织程度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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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上层资产阶级工商界人物，由于大多是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有着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动乱的发生危及到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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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同清政府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与分歧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也在不断地激化和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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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看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深深感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财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国家自强以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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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外日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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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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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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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主权即是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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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一失，方且牛马惟命，奴隶惟命。犹太人非不富矣，然为犹太人之富，则富不如贫，贫不如死。故昔惟家族主义可以保富。今非一切保护于主权之下，国与家俱无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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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十分不满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特别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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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张謇致书张之洞时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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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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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些话是说给张之洞听的，自然并不是真要“叛其上”了，只不过是发发牢骚的气话。但气话说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也可见官商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多么尖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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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部征询张裕酿酒公司创办人、南洋巨商张振勋应如何吸引南洋华侨归国投资时，张振勋就毫不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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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商之政，不在空言。若官吏需索之弊，一日不除，则商务断难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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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一篇文章里道破了清政府所谓“奖励工艺”政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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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部成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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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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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立宪派觉得自己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时，自然就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来保障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这种矛盾，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深刻的经济原因。这一点，《中外日报》在1906年9月8日说得十分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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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之增加，一任在上者之所为，而滥收滥用，无可究诘，必非人民之所能堪，于是人民各欲置其监督于政府之侧，而议会遂因之而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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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既从事于工商而当负担各种之租税，非进而有监督政治之权，则暴君污吏可一恣其收括而滥取胡用一无防闲，则国用日乱民生日困，而工商业亦终不得而兴。当是时也，人民与国家政治之思想始相接近，而后知议院制度之不可以已，而议院之效用亦于是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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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就提上了立宪派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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