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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36 早先,立宪派在国内不但没有政党性的组织,也没有一般的阶级性的群众组织,因而,他们无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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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38 1901年,上海总商会成立,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05年,江苏、江宁、广州、福州、河南、成都等商务总会也纷纷相继成立;从1906年起,各地商会的数量迅速增加。商会的出现,标志着立宪派组织程度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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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40 这些上层资产阶级工商界人物,由于大多是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有着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动乱的发生危及到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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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42 但是,他们同清政府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与分歧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也在不断地激化和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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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44 立宪派看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深深感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财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国家自强以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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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46 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外日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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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48 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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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50 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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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52 保主权即是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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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54 主权一失,方且牛马惟命,奴隶惟命。犹太人非不富矣,然为犹太人之富,则富不如贫,贫不如死。故昔惟家族主义可以保富。今非一切保护于主权之下,国与家俱无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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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56 立宪派十分不满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特别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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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58 1906年,张謇致书张之洞时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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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60 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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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62 他这些话是说给张之洞听的,自然并不是真要“叛其上”了,只不过是发发牢骚的气话。但气话说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也可见官商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多么尖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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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64 当时,商部征询张裕酿酒公司创办人、南洋巨商张振勋应如何吸引南洋华侨归国投资时,张振勋就毫不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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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66 保商之政,不在空言。若官吏需索之弊,一日不除,则商务断难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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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68 《时报》在一篇文章里道破了清政府所谓“奖励工艺”政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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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70 自商部成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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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72 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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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74 这样,当立宪派觉得自己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时,自然就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来保障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这种矛盾,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深刻的经济原因。这一点,《中外日报》在1906年9月8日说得十分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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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76 租税之增加,一任在上者之所为,而滥收滥用,无可究诘,必非人民之所能堪,于是人民各欲置其监督于政府之侧,而议会遂因之而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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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78 人民既从事于工商而当负担各种之租税,非进而有监督政治之权,则暴君污吏可一恣其收括而滥取胡用一无防闲,则国用日乱民生日困,而工商业亦终不得而兴。当是时也,人民与国家政治之思想始相接近,而后知议院制度之不可以已,而议院之效用亦于是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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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80 这样,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就提上了立宪派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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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82 和平请愿是杨度首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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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2484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顺天府乡试举人;1898年北京会试期间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后师从衡阳东洲一代名儒王闿运。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他的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1903年10月,杨度感于国事,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名句。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为了交差,命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博得大名。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请愿国会运动的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此后,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一跃成为清廷的宪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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