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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宪政之当行，国会之当立，朝野上下本无异词。洪伊等之所欲言者，在于速开国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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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政府所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步骤，召开国会当在九年之后。请愿书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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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预备，九年后之国步未必进于今日。以时机言，则从容坐失，九年后之危局不知又当如何？岂徒虚掷此九年之岁月而已。宁有图国本之安于息息可危之日，而必迟迟至于九年之后？此为根本中之根本计，直达开国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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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在一年内召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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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愿皇上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含创忍痛，共图补救，俾尽协赞之忠而收舆论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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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洪伊等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后，都察院并没有立即代奏。求见都御史，又未被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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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1909年1月21日至28日，他们就遍谒军机大臣和近支王公，切实痛陈利害。在他们的努力下，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均表赞成之意”；世续和戴鸿慈经过问答后，或则“深以为然”，或则“为之动容”；载涛表示“极望国会早开，庶几可挽危局”；毓朗表示“当竭力相助”。直隶总督陈夔龙，两广总督袁树勋，奉天、吉林、山东各巡抚和一些出使各国大臣，也纷纷致电请政府，“请俯从舆论，速开国会”。28日，请愿书由都察院代递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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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政府对召开国会心存疑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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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九年预备”已见于皇皇上谕，自不宜因32个代表的一纸请愿书就遽行缩短。为了回答这次请愿，两天以后，清廷就颁发了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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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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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国幅员辽阔，预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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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特明白宣示，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庶于励精图治之中，更寓慎重筹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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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拒绝了这次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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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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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拒绝让立宪派感到莫大的失望，但并没有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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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对这一点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在24日通告各省咨议局时就说道，“兹事体大，断非一呈所能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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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政府这次上谕的态度还比较温和，甚至还对他们的“爱国悃忱”表示“嘉悦”，从而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幻想，觉得只要坚持不懈，继续请求，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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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梁启超于2月20日在日本创办了《国风报》。其广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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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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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上发表了孙洪伊等人的《国会代表请愿书》，编者按在叙述了清政府拒绝这次请愿的上谕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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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要求国会，无不几经波折，备历艰苦，甚至乃至流血，而后国会乃得成立。我国国民国会请愿，此其第二次耳【戊申夏秋之间，曾有国会请（愿）之举，然上书未达天听，则此次实为第一次国会请愿也】。虽缩短年限之请，未得俞允，而朝廷之意，固不过郑重审慎，初未尝严词峻拒也。心诚求之，安知不回天听耶？且较之各国，其难易已判若霄壤。愿我国民无以稍一失败而遽自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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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种态度，同国内立宪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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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请愿虽然没有成功，但代表们继续准备再举努力。他们致书各省，略言，“国会请愿，未蒙俞允，迫切呼吁，当在后援”。并且决定，“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草定简章，宣布实行。凡赞成请愿者，均得入会为会员。责任所在，当与全国人民共图之”。在《简章》中规定：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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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共同议决数事，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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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请愿定在三四月间进行，各省代表当在3月30日前赶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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