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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国幅员辽阔，预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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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特明白宣示，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庶于励精图治之中，更寓慎重筹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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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拒绝了这次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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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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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拒绝让立宪派感到莫大的失望，但并没有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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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对这一点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在24日通告各省咨议局时就说道，“兹事体大，断非一呈所能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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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政府这次上谕的态度还比较温和，甚至还对他们的“爱国悃忱”表示“嘉悦”，从而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幻想，觉得只要坚持不懈，继续请求，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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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梁启超于2月20日在日本创办了《国风报》。其广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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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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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上发表了孙洪伊等人的《国会代表请愿书》，编者按在叙述了清政府拒绝这次请愿的上谕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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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要求国会，无不几经波折，备历艰苦，甚至乃至流血，而后国会乃得成立。我国国民国会请愿，此其第二次耳【戊申夏秋之间，曾有国会请（愿）之举，然上书未达天听，则此次实为第一次国会请愿也】。虽缩短年限之请，未得俞允，而朝廷之意，固不过郑重审慎，初未尝严词峻拒也。心诚求之，安知不回天听耶？且较之各国，其难易已判若霄壤。愿我国民无以稍一失败而遽自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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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种态度，同国内立宪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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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请愿虽然没有成功，但代表们继续准备再举努力。他们致书各省，略言，“国会请愿，未蒙俞允，迫切呼吁，当在后援”。并且决定，“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草定简章，宣布实行。凡赞成请愿者，均得入会为会员。责任所在，当与全国人民共图之”。在《简章》中规定：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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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共同议决数事，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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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请愿定在三四月间进行，各省代表当在3月30日前赶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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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京代表负有组织同志会和运动一般人民继起请愿的义务。直隶并认往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诸省联络；江苏认往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诸省联络；广东认往福建、广西诸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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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电海外华侨，请各举代表来京，与各省代表同时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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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留京代表设京师事务所，并组织报馆（这个报社后定名为《国民公报》，由徐佛苏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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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咨议局联合会按在沪决议，定每年农历六月开会，各省应如约举一两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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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京请愿代表又开会议决：先行电告各省绅、商、学各团体，暂以京师代表团为开会总部，请各省赶设分会，举定干事，以便继续进行。不久，又致书各省团体，要求“各省以绅民之名义，自举代表上书请愿。其签名之必须普遍于各府厅州县，不可限于省城。人数愈多愈善。如第一次签名人少，即再为第二次、第三次之运动。既可以厚集势力，并可借以唤起一般国民。当劝人签名时，尤须开会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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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一次国会请愿活动，立宪派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迅速上升。2月上旬，北京各界借西珠市口当业商会开会欢迎各省咨议局联合代表，到会之人十分踊跃。福建代表刘崇佑演说：“国会既未允准，自应再筹商请愿办法，以促其必成。”直隶代表孙洪伊的演说更为激烈，他说：“政府既未允准国会，即应停止各省国债。俟国会允准后，再行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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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分会先后成立，请愿代表开始陆续赴京，第二次请愿的时机渐次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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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由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发表，系统地阐明了他们在请愿国会问题上的主张。这篇1万多字的长文，一开始就宣称，“吾国今日怵于内忧外患之纷乘”，“佥谓为救亡之第一策略者，非速开国会乎？”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源。”认为，只要速开国会，就可以消除君民隔阂之弊、官僚不负责任之弊、财政困窘之弊。它特别强调召开国会可以起收拾人心的作用。指出中国速开国会，士民既有议政之权，忠爱油然发生，自当受国法之检束，断不至东奔西突，逸出范围，以倡横议；而全国人民亦觉既有代表参与政治，彼亦各安职守，不至出位代谋。是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第二部分论证了中国有可以速开国会的条件，批驳了反对者所持的现在国民程度不足、宪政各事筹备还不完全等论调。第三部分论证了要速开国会必须有政党的准备，并且把国会请愿同志会称作这种政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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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请愿代表的社会面明显比第一次更广泛了，不仅是各省的咨议局，而且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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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一篇社评说出了他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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