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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我以为“三民主义”见识偏狭，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宣扬灭满兴汉？民族仇视能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已经答应实行宪政，用和平的宪政方式实现政治主张，不是比流血革命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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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现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国会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将其作为民权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只有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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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中国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列强觊觎，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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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没有再为难他。两人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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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善耆意识到：革命党的人目的就是杀身成仁，他们早已做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不仅吓不倒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更大的憎恶，会导致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为“标榜立宪，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于是反复为汪精卫等说情。最终，摄政王载沣同意了善耆的意见。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永远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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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均发起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汪精卫，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重新对革命党有了信心。这正合汪精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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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各省纷纷相继宣布独立，清政府为挽回颓势，27日发布《罪己诏》，30日开放党禁，同日，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中有：窃见证兆铭（即汪精卫）等一案，“情罪事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宜“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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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清政府开释。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迎接，观者如潮。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陈璧君正在那里等着他。这对经过生死考验的恋人终于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成为了终身的伴侣。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返回八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前往法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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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再也没有分离，直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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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厦瞬间倾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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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中华革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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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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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信了盛宣怀的鬼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种结局，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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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族内阁实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和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立刻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民众的一致反对。事情的发展超过了各方面的预料，保路运动最终成为了颠覆清王朝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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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挺身而出的是湖南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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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传至湖南，一时人心激愤、群情沸腾。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团体一万余人集会，当即议定保路办法15条。16日，各团体同赴巡抚衙门，要求电奏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同一天，铁路公司长株段工人一万余人也举行罢工，并进城游行示威，声言如巡抚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杨文鼎被迫答允即将湖南民众的要求电奏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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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清政府悍然拒绝了湖南人民的正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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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清政府发出两道上谕。一是命令杨文鼎严厉镇压湖南人民，“不准刊布传单，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二是为绞杀川湘铁路商办，不准川湘铁路再收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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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湖南咨议局议员周翼嵩、左学谦、黄锳、周广询、粟戡时等14人，因“国家收全国之路既不交资政院议决，收湖南之路又不交本局议决，局章既不能守，权利即因而丧失”，愤而辞职。继之，长沙各学堂学生遍发传单，通告全省学堂，于6月10日一律罢课，商界亦定于11日罢市，势甚汹汹，一时风雨满楼。17日，清政府宣布了对粤、川、湘、鄂四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粤路全系商股，每股先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湘路商股照本发还，米捐、租股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照本发还，赈粜捐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川路实用工料款四百余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七百余万两是否入股，悉听其便。同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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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次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勿稍宽徇，以保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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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对湖南的保路运动是个很大破坏。在清政府的恫吓下，一部分愿领取国家股票的股东退出了抗争，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一时湖南保路运动风潮趋向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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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后，在北京的汤化龙急电湖北咨议局派代表赴京力争，并说：“如朝廷不肯收回成命，决定不缴税纳捐。”5月14日，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同时致电清政府，坚决表示：“粤汉铁路借款，鄂人决不承认。”24日，郑万瞻、张国溶代表湖北人民至都察院递送代奏公呈，要求收回成命，并治盛宣怀欺君殃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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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湖北人士对保路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加之集资不多，朝旨严厉，再加上湖广总督瑞澂的威吓利诱、精心抚压，湖北的保路运动也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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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华侨投资很多，干线国有令的颁布，引起了股东们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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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粤路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政府如“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等决议。华侨股东更为激烈，来电表示，“路归国有，全体股东皆不认可”；“路亡国亡，誓死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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