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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对湖南的保路运动是个很大破坏。在清政府的恫吓下，一部分愿领取国家股票的股东退出了抗争，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一时湖南保路运动风潮趋向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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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后，在北京的汤化龙急电湖北咨议局派代表赴京力争，并说：“如朝廷不肯收回成命，决定不缴税纳捐。”5月14日，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同时致电清政府，坚决表示：“粤汉铁路借款，鄂人决不承认。”24日，郑万瞻、张国溶代表湖北人民至都察院递送代奏公呈，要求收回成命，并治盛宣怀欺君殃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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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湖北人士对保路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加之集资不多，朝旨严厉，再加上湖广总督瑞澂的威吓利诱、精心抚压，湖北的保路运动也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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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华侨投资很多，干线国有令的颁布，引起了股东们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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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粤路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政府如“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等决议。华侨股东更为激烈，来电表示，“路归国有，全体股东皆不认可”；“路亡国亡，誓死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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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政策，勒令股东会取消通过的决议，并且下令军队进行弹压。在白色恐怖下，公司股东及保路团体领导人只好集中到香港继续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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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保路运动虽然较上述省份开展较迟，然而表现的却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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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立宪派和绅商们“始知路权尽失，重于卖路。全国存亡攸关，不止一川利害。众情悚惧，誓死力争。”保路运动立即高涨起来。邓孝可撰写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诋盛宣怀“即夺我路，又夺我款”，“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号召群众“死中求生”，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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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川路公司召集省城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数千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当晚，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又进一步密商，决定各州县遍设同志分会，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咨议局作为同志会和股东会后盾，同志会内设参事会，不对外宣布，由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常驻议员为参事，确立了咨议局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蒲殿俊、罗纶成为事实上的保路同志会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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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江三乘、邓孝可、罗纶、程莹度分任总务、文牍、交涉、讲演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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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同志会以“集合同志”，“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公启，号召各地建立分会，同时派人下乡讲演，出版杂志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积极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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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二十余天，入会者已达十万之多，建立的分会几乎遍及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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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为了“废约保路”而发动群众，可是又接受了过去教案和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深恐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极力想把群众限制在和平斗争的范围之内。他们一再强调“务为秩序之进行”，“不得以激诡之说耸人暴动”，“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生出他项变端”。然而，随着群众加入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立宪派自身也冲破了这些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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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同志会除了在省内组织发动，还推举刘声元为代表进京请愿，会同在京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开展工作；派江潘、周代本、吴炳臣赴鄂，龚焕辰、白坚赴湘、粤，联络当地咨议局和铁路公司，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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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端方为破坏四川绅民的保路运动，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给国家股票；收买川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要求将现存路款交给政府，同意邮传部派人赴宜昌清查账目；同时，催促署川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迅速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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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赵尔丰抵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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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特别股东会召开，选举颜楷、张澜为正副会长。9日，议决辞退李稷勋，参劾盛宣怀。但清政府仍派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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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成都各学堂开始全体罢课，全城罢市。保路同志会在劝告群众不要暴动的同时，连夜印发“圣位牌”，正中写“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分写“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要各家供奉于门口，焚香膜拜。这是立宪派采取的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因为“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都是光绪皇帝上谕中的原话，他们以先皇上谕来对抗当今上谕，就使得地方官吏有口难言，无法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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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保路风潮的影响下，罢课、罢市迅速蔓延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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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电奏了四川人民罢课、罢市的激动情形，提出将借款问题提交资政院进行议决，以便转危为安。但是，清政府非但不理会四川绅民的要求，反而下命赵尔丰进行严厉镇压。盛宣怀致电赵尔丰说，“要挟罢市、罢课，即是乱党”。“首倡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大肆叫嚷要“格杀勿论”。内阁命令赵尔丰，“如敢再有藉词煽惑之人，即行严拿惩办”。至于交资政院议决一事，内阁答复：“一经交议，必不以收归国有、订借外债为然。况事关四省，倘竞相率效尤，朝廷岂能因此收回成命。况合同早经签字，业已开卖债票，尤不能轻易取消，致起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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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清政府不同意民众的正当要求，人们就要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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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川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告全省，不纳租税，开始了抗粮抗捐运动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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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是激化矛盾，还是缓解矛盾？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已经愚蠢透顶的清政府采取了最简单、最粗暴、最激化矛盾的方式，命令赵尔丰用兵弹压，并命端方迅速赴川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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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9月4日，赵尔丰凶相毕露，通饬各属，严厉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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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赵尔丰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诱捕，并且张贴告示，“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面对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的无辜民众，赵尔丰竟然下令士兵开枪射击。这次大血案仅查明登记，被打死的就有32人，年龄最小的年仅13岁，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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