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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疆：伊犁、迪化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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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以前，清朝在新疆实行的是军府制度。1883年，新疆正式建省，但仍实行新、伊分治。伊犁设将军府，直隶于清政府。辛亥革命前，驻守伊犁的新军是在原湖北新军第四十二标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混成协，协统杨缵绪是同盟会员，士兵中也有许多从湖北过去的同盟会会员和日知会会员，他们分头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刘先骏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也积极展开革命活动。刘先骏是湖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经人介绍来到新疆投效巡抚袁大化，获新军督练处督练官的职位。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新疆后，刘先骏策动新军与会党百余人，于1911年12月28日发动起义。此前盛传清政府拟在新疆临时建都，以偏安一隅对抗革命，革命党人曾联合一些对清政府不满的人联名劝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独立，以扼清帝西来，但袁不为所动，而且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防备。因此，当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清军早有防备，起义军猛攻协守营、抚署东营、陆军炮营各处，均未得手，反为清军包围，起义失败。刘先骏、唐小云、陈光模、陈菊芳等人被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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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先骏在迪化发起起义时，伊犁的革命党人也加紧了起义部署。新任伊犁将军志锐看到驻伊新军与内地关系密切，就借故解散新军，免去协统杨缵绪的职务，并计划将新军全部遣回关内。由于志锐迟迟不发遣散费，又勒令士兵将所穿皮衣皮裤全部交回存库，引起官兵强烈愤怒。杨缵绪乘机运动各军。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7日发动起义，迅速占领了军械库、将军署，但在进攻北库时遇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革命军久攻不下，遂由杨缵绪说服已经卸任的将军广福出面劝降。广福在满营中素具威望。经他出面调停，清军停火。第二天，伊犁各界召开大会，组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推杨缵绪为会长。10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广福任都督、杨缵绪为总司令。随后，临时政府整编军队，进攻迪化。袁大化率清军迎战，战事一直到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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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甘肃：银川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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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甘肃省包括现在的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一部分。陕西独立后，甘肃一带的会党起而响应。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宁夏（今银川）会党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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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9日，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率众起义，冲入镇署，占领军械库。宁夏巡警局巡官刘照藜、镇台衙门教官刘复泰率警察和卫兵一百多人响应，宁夏道台孙庭寿、宁夏知府庆隆逃匿。11月21日，起义军组建了宁夏军政府，公推宁夏道台孙庭寿为革命大元帅，刘华堂为总指挥，刘复泰为镇台。宁夏起义成功后，陕甘总督长庚令马安良派兵镇压，民军闻讯散走大半，自行瓦解，刘华堂见大势已去，弃城而去，宁夏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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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底，同盟会会员黄钺奉陕甘总督长庚之命，率部进驻秦州（今天水），堵击陕西革命军。黄钺到秦州后联络当地进步青年和开明士绅宣布起义，随即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任都督。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后，长庚立即组织“讨逆军”向秦州进军。正好3月15日甘肃布政使赵惟熙代表全省官吏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赵被袁任命为甘肃都督。赵函令黄钺取消独立，遭黄拒绝，双方僵持了近三个月，直到6月7日，秦州军政府才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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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东三省：没有独立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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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是清王朝的发祥地，因此，清廷特别注意对东三省的控制。同盟会内部宋教仁、黄兴等也特别注重对东北三省的经营。宋教仁还曾亲赴东北，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宋教仁回东京后，东三省的革命活动由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负责。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后，革命党人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驻扎在奉天北大营的蓝天蔚部也有响应武昌起义的举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异常恐慌，连忙召集亲信幕僚商议对策。奉天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向赵尔巽进呈三策：上策，整军保境，镇慑革命；中策，途作勤王，静观事变；下策，响应民军，甘居叛逆。赵尔巽采纳了上策。他决定充实军队，牢牢控制各军，使革命军无隙可乘。与此同时，革命党人也在加紧部署，蓝天蔚准备发动第二混成协官兵进城攻占督署，宣告独立；张榕则拟通过政治手段，由奉天咨议局召集各界人士开会，成立国民保安会，逼走赵尔巽，以实现革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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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2日，奉天各界代表大会在咨议局举行，赵尔巽到会，事前他已得知革命党人的计划，因而由张作霖带了一批打手随行，做好了武力对付革命党人的准备。开会时，首由咨议局议长说明开会的意义，接着赵尔巽讲话说，“东三省是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异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主张“静观时局演变”。同盟会会员赵忠鹄、张榕等立即发言反对赵尔巽，主张立即宣布独立。双方僵持之际，张作霖拔出手枪威逼说：“今日之会，我们一定要服从大帅的主张，如有反对的，即使大帅容许，我这支手枪是不允许的。”会议遂在武力威胁下通过了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的决议，并推举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为副会长。几天后，黑龙江、吉林两省也分别成立了国民保安公会，仍是旧日之官员担任会事，大权都为旧官僚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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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武昌起义后各省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可以看到，革命党人固然是独立运动的主力军、发起者、策动者，但新军与立宪派乃至一些旧官僚也都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革命党人的策动，新军不会起义；但若没有新军的起义，革命决不会成功；若立宪派不卷入革命，清王朝也不会很快就土崩瓦解。但是，立宪派毕竟是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在政治理想上差异较大，他们可以携手革命，但因利益与目的不同，两派的合作注定会是短暂的，当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两派之间的斗争必然风云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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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枭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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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的风云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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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这位枭雄以编练北洋新军为机缘，确立了他在国内军事上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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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承受李鸿章衣钵发展起来的,他看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规律：军队之外,就是外交。一旦将此二柄握在掌中，就会无往而不胜。因此，在1901—1907年的六年间，袁世凯利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这一显要职位之便，不断向清政府索取权益，在实施新政的合法条件下，运用官场权术，从军事、外交等方面入手，迅速发展，培植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占据国家重要部门与要害地位的军事官僚集团，袁世凯的地位与影响的迅速上升，使他成为清末十年中最亮的一颗政治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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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方面，袁世凯是一直紧抓不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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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治史大家罗尔纲先生在《晚清兵志》一书中，对北洋军成为袁世凯势力的机缘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很能说明问题。罗尔纲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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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编练陆军，对内动机原起于欲集权中央，而献此策的人就是袁世凯。从当时的设施看来，特设练兵处于中央，以亲王总司其事，由练兵处厘定军制，划一全国编制，一扫咸同以来督抚自专兵柄，各省自为风气之弊。其后甚至将道光以前绿营兵政分寄督抚的旧制亦行废除，而将各镇兵政直隶于陆军部，督抚不得过问，一时间中央集权之制雷厉风行，无以复加，兵权既完全集中于中央，则不应有兵归私人的事发生，乃当时全国陆军最称精强的北洋六镇，以至皇室的禁卫军却都成为袁世凯一人的势力，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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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寻这个机缘，应对清末练兵全局作全盘的观察。事实上，练兵一事倡议于袁世凯而决定于慈禧太后。袁世凯声望才识魄力都足以胜此任，其人因戊戌政变时效忠于慈禧，庚子之变、两宫流亡之时对朝廷的良好表现，又为慈禧所深信，而其所陈练兵宗旨复为慈禧所乐闻，故慈禧遂决策无疑委袁世凯以练兵的事权。但慈禧对袁世凯并不是一无防范的，其练兵处的设立，特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而以袁世凯为会办。这是仿光绪中创建海军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为总理，李鸿章为会办前例。不过事例虽同，而实质则不同，海军衙门只是一个摆空架子的机关，无事功可为，论者称为修颐和园衙门。练兵处则雷厉风行办理全国练兵筹饷事，而奕劻庸碌无能，对练兵事一无所知，复为袁世凯所巴结，又喜其人，于是练兵处事权，实际上落在袁世凯一人之手。袁世凯在北洋亲自选将练兵，京师练兵处则广布心腹，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就是袁世凯的好友，系他所奏保，其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世凯部将，而由他奏派。故练兵处虽是中央特设统筹全国练兵的中枢，实则和袁世凯私人机关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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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练兵处成立时，御史王乃征曾经上奏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挈而授予一人之理。练兵之事，大权握在袁世凯一人之手，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王乃征可谓有先见之明，但奏上朝廷不察，于是练兵处从开始即归袁世凯掌握，袁世凯乃得假中央的权威以行个人掌握兵权之实，征全国的财力，以养北洋六镇的兵。故咸同后，督抚专政不过造成中央政令不行的局面，而袁世凯则据练兵处挟中央以令各省，兵权饷权都操于一人之手，兵将都为心腹，即禁旅亦为爪牙。迨大势既成，清室始惶惶然以收袁世凯兵权为急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抽出北洋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划为近畿四镇，归凤山节制，就是对袁世凯而发。其后袁世凯被罢斥，第二、第四两镇一并归陆军部管辖，以为如此就可收袁世凯兵权以归中央，而不知积重难返，魁柄已无可挽回。到辛亥革命起义，清廷终不得不起袁世凯以指挥诸镇。于是袁世凯遂因势乘便以倾清室。稽其由来，其机缘虽微，却仍是班班可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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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这个观点可谓洞察其中。北洋六镇的练成及其为袁世凯北洋集团所私有这件事表明，袁世凯作为清末军事权威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地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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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新政时期，国家外交权力落入袁世凯之手，这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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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秋，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与外国列强的交涉中，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袁世凯“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列强的好感与信任，为列强在辛亥革命时期支持他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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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清皇族与袁世凯集团矛盾尖锐化，摄政王载沣碍于袁有北洋军队和列强的支持不便杀之，只得以“足疾”为由令袁“回籍养病”，然此谕一下，各国公使对于撤退使馆驻兵之事拟即缓行，而欧洲各报纸及商业家尤恐此后有非常之变动发生其间。就在袁世凯下台后没几天，《泰晤士报》便发表社论，以夸张的语调盛赞他的所谓“才能、进步立场”和“对朝廷的伟大贡献”，说他是个“被满人侮辱性地赶下台的伟人”。武昌起义后没几天，四国银行团、美国公使嘉乐恒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扬言要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声称“没有人比他更适于充任汉人和满清皇室之间的调人角色了”。由此可见，列强寻找代理人，扶植地方实力派，削弱和分割了清政府中央的权力，提高了袁世凯集团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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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至清亡前夕，袁世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经拥有颇高的威望。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包括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相向。特别是他控制着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等关键部门，唯袁世凯之命是从。民国初年，袁世凯自己也常拿外交实力和军事实力吓唬人
:我很想回乡下去享福。但是，外国人只相信我，没有我中国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北方军队都只服从我，没有我全国秩序就难以维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我不能不牺牲个人的幸福，担任这个繁重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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