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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谴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得发紫，50岁大寿办得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今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员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父母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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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8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的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声望不仅不衰，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人物。各种新闻媒体对之报道的消息不绝于道。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在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份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清廷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做出了一副“不复作出山之想矣”的姿态。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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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发生后，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做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袁世凯。这是由于各省光复后，清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出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专制统治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作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海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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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为袁世凯重新翻盘提供了机会。没有辛亥革命，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很可能会终老于林泉。但没有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背叛与想夺取政权的野心，辛亥革命的前途似乎也很难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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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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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兵自重，并不等于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游刃有余。能使自己成为南北方争相拉拢的人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为此，袁世凯为了达到目的，还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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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朝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皮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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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的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秀全、杨秀清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但问题极为复杂，还有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称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眼光要远大一些，从他以前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2.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抚巡）均具有相当势力；3.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4.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5.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急于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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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确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谋略和手腕，但他的成功，并非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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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异心有加。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随同荫昌南下路过彰德拜见袁，袁吩咐他不必急于作战进军，而应“慢慢走，等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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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他并不马上答应，反而提出六项要求，分别取悦于立宪人物、革命党、南方旧官僚，更主要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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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于10月27日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部分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仍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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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0月30日，清廷答应了袁世凯要求的全部条件，袁世凯总算答应出山收拾时局了。出山后，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既要利用革命政权，也要利用清政府，最后把权势集中到自己手中。这就是其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所透露的，“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容易，分寸并不太好把握。如果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下去，清廷还是有力量铲除他的，也许就像武昌起义没有发生过一样；过早地结束清政权，不要说从南方捞不到什么好处，或许革命党人还要把他当成新的革命对象。因此，在没有确实弄清两方面意图、没有掌握全部主动权之前，他做了一系列尝试。最突出的就是武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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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在《乐斋漫笔》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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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袁世凯出任组阁，发起和议，南北代表，群集于沪上。实则世凯手握强兵，直压武汉，外挟民意，以制朝廷，使双方皆受其指挥，而坐收渔人之利，计诚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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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袁世凯南下督师当日，冯国璋攻占了汉口。袁世凯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派自己的亲信分别试探黎元洪和黄兴的态度，想以此触动革命党人开出价码。在武汉军政府拒绝了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主张后，袁看到还需要进一步威胁革命党，便命令冯国璋于11月27日攻占了汉阳，直接威胁武昌。此时，黄兴出走，黎元洪避而不出。但袁世凯又“手下留情”了，再次提出议和。这时帝国主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出由列强导演、袁世凯出面、立宪派推波助澜的“南北议和”的“文明戏”就此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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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北方，对袁来说，宗社党和北洋军中的革命党同样可怕，同样使他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同样牵制他使他不敢四面出击，北南并举。袁世凯应付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十分贴切：“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折断。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专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他一定认为：清政府是否立宪或者退位，只能视袁世凯他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定，而不能由革命党、立宪派或是宗社党人来决定。他必须以北方唯一真正的实力派自居，这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局发展的根本条件。如果听任异己力量（无论是革命的或是保皇的）在北方滋长壮大，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时势迫使他采取的方略只能是“先北后南，远交近攻”，即先倾全力扑灭北方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以杜塞宗社党责备他畏葸不前的攻讦，向舆论界表明他对清室的“忠诚”，洗刷他那“活曹操”的恶名；同时，佯装一团和气坐下来与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谈判，将敌对势力尽可能化为和亲势力，再以此为资本向清室邀功，进而以“逼宫”的手段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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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方针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袁世凯开始出山收拾时局。其实，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在这种情况下，袁决意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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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袁利用当时清王朝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首先夺取湖北前线的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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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迫使清廷接连下了四道上谕：1.调荫昌“回京供职”；2.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即此次所派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3.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4.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12500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而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接着，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移到袁党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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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稳住直隶，控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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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意图不是单纯地对付湖北的起义军，而是要趁机攫权，为此，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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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令北京的心腹梁士诒等“着手为政治运动”。他指出“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梁士诒）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随之，梁士诒、唐绍仪、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袁克定、杨度等人在北京开始为袁世凯攫取更大的权力，而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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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劻，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由梁士诒与赵秉钧合谋，借助毅军的势力，由赵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强制遣散旗籍巡警而以汉人代之。从而控制了北京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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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京畿附近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反叛”现象，派部下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以李纯继为第六镇统制；通过徐世昌授意心腹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由潘代理第二十镇统制，从而又把京畿军权重新控制到自己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命令曹锟、王怀庆率部镇压了通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至此，直隶清军中的革命力量均为袁所镇压，袁的后方得以巩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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