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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袁利用当时清王朝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首先夺取湖北前线的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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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迫使清廷接连下了四道上谕：1.调荫昌“回京供职”；2.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即此次所派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3.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4.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12500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而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接着，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移到袁党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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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稳住直隶，控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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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意图不是单纯地对付湖北的起义军，而是要趁机攫权，为此，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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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令北京的心腹梁士诒等“着手为政治运动”。他指出“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梁士诒）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随之，梁士诒、唐绍仪、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袁克定、杨度等人在北京开始为袁世凯攫取更大的权力，而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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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劻，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由梁士诒与赵秉钧合谋，借助毅军的势力，由赵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强制遣散旗籍巡警而以汉人代之。从而控制了北京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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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京畿附近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反叛”现象，派部下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以李纯继为第六镇统制；通过徐世昌授意心腹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由潘代理第二十镇统制，从而又把京畿军权重新控制到自己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命令曹锟、王怀庆率部镇压了通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至此，直隶清军中的革命力量均为袁所镇压，袁的后方得以巩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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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把清政府的权力完全控制到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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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山当天，汉口即被攻下，载沣在自己控制局势发展无望的情况下，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梁士诒、唐绍仪、段祺瑞、张锡銮、赵秉钧合力斡旋，分途布置下，袁世凯入京就职。袁世凯组阁，立即把自己的党羽和朋友充入内阁，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部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等都是明证。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免军咨府大臣载涛和毓朗，而由自己的朋友荫昌与徐世昌接替。其次，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政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同时，调冯国璋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这样，袁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玩弄皇太后与幼皇上“孤儿寡母”于股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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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主宰南北谈判，准备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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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取得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完成了攫取清政府大权之后，便开始了他的第四步骤，即取得全国的权力。他的策略是在依靠人心所归和雄厚的军事地位的基础上，拉拢立宪派和列强做其帮手，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反过来，又以革命党要求共和逼迫清室逊位。即“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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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向南军伸出橄榄枝，先后派自己的部下蔡廷干、刘承恩、唐绍仪、杨士琦到汉口与上海分别与南军和谈，以摸清南军意图，威胁利诱，迫其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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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手，派遣心腹阮忠枢通告各地自己的党羽。“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巩固北洋团体，推向新的权力高峰，这是袁世凯及其党羽朝夕盼望的大事。12月袁命令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占山西，从革命党手中夺回娘子关、太原，委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命令齐耀琳为河南巡抚，镇压当地革命党。授意自己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取消独立，并令第五镇镇压当地革命力量。倪嗣冲、赵倜、周符麟则分别向皖北、陕西进军，作出遏制革命军的架式。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赴东北三省，说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拥袁共和。袁的这一手意在万一革命党人不履行诺言，不屈服自己，他拥有华北就可以自行组织政府，与南方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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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和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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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袁世凯在北方的紧锣密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南方，随着各省相继的宣布独立，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新政权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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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0日，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黎元洪即通电已独立的各省都督，请派代表赴鄂，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2月，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在未获黎电的情况下，也通电各省，请各省派遣代表赴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并请各省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二君为临时外交代表，组建统一政府的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然而，由于对革命发展的迅速多少有点意外和突然，革命党人在组建新政府方面的准备显得十分的幼稚与不足。新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应该设在哪里？未来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第一任总统由谁出任？这些问题，革命党人事先并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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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都的地点，当时可供选择的有三处，一是武昌，二是上海，三是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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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2年，孙中山、章炳麟即讨论过革命成功以后的建都问题。据章炳麟所记，孙中山对洪秀全定都金陵（即南京）的功过给予了高度评价。不过，那时孙中山倒更看重武昌。武昌起义后，武昌作为首义之区，许多人自然更看重武昌。宋教仁说：“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武昌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未来中央政府所在地。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由于武昌和上海都发出了邀请通电，因而就出现了一个会议地点的问题。黎元洪坚持在武昌召开各省代表会议，他以武昌为首义之区相号召。但上海方面则以上海交通便利为由，坚持各省代表会议应在上海召开。这表面上是会议地点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之争，真正的问题是，谁将成为革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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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上海方面在只有江苏、福建、上海三地代表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将该会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武昌方面的反对，20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做出决定，先由到沪各代表所代表省份分电黎元洪都督、黄兴总司令，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各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这一决定实际上同意建都武昌。23日，武昌方面派居正为代表到上海与各代表商谈，同一天，代表会议议决各省代表均赴湖北。25日又补充规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联络声气。上海方面的意思是“政府设鄂，议会设沪”。28日，上海方面致电黎元洪，报告赴鄂代表本日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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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各省代表齐集汉口。其时，汉阳已经失守，清军还在不断从汉阳炮击武昌，代表们只能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鉴于武昌方面的危急情形，有人主张建都上海。此议遭到章炳麟的强烈反对。12月1日，章炳麟发表宣言，称：“近见某报以武昌危急欲于上海设临时政府，鄙人决不赞成。无论云、贵诸省，去此甚远，不能辐凑；且上海政府之说一成，则援鄂之心自懈。武昌不守，江左其能安乎？托庇荫于外人商场之下，又无一人足以任首领者，正如附赘县疣，安能为国人瞻仰耶？今日仍宜认武昌为临时政府，虽认金陵且不可，况上海边隅之地。”但就在章炳麟发布此宣言后第二天，南京光复。于是建都南京之议又起，主此议者以黄兴最为有力。12月2日，留沪各省代表讨论建都地点问题，黄兴、宋教仁、章炳麟、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都到会。会上大家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最后，黄兴的意见占了上风。12月4日，留沪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同一天，武昌的各省代表也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决定把会议地点搬到南京，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南京后，即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从12月8日起，各省代表陆续东下，武昌作为革命势力重心的地位结束，而南京则确定了其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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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转为政府首脑人选。当时提到的候选人有四个，一是黎元洪，二是黄兴，三是袁世凯，四是孙中山。先是11月20日各省代表在上海决定，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这实际上也就承认了黎元洪在中央政府中的首脑地位。但是，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又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以大元帅负责筹组中央政府。因为上海方面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中山还在海外未回，因此只有黄兴是国内唯一的革命党领袖。但黄兴在次日召开的各界欢迎大会上力辞大元帅之职，并推黎元洪为大元帅。他说他愿领兵北伐，直捣黄龙。至于组织政府，则非他所能担任。黄兴的谦让与黎元洪的霸气恰好成一鲜明对比。8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都督，内称：“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告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混淆耳目。”由于黄兴力辞、黎元洪力争，各省代表于17日做出决议，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时议决黎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负责组织临时政府。21日，黎元洪电告各省代表会议，承受大元帅名义，并委任副元帅代行其职务，至此，黎、黄之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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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兴力辞不就，黎元洪又不孚众望，总统人选问题一时陷入僵局，恰在这时，孙中山回到了上海，临时政府的筹建于是出现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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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10月12日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的，其时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即回国，但继而又决定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再回国。由于从英、法、美等国那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孙中山决定于11月24日起程回国，12月21日抵达香港，25日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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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抵达上海后第二天，即12月26日，即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会上宋教仁提议未来政府形式采用内阁制，孙中山极力反对，他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不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黄兴劝宋教仁取消内阁制主张，宋教仁不从，当天晚上继续讨论。宋教仁仍主内阁制，孙中山仍力持总统制不让，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黄兴于是建议由全体各省代表议决，于是黄兴、宋教仁赴南京出席各省代表会议，黄兴提出三条议案：1.改正朔用阳历；2.起义时以黄帝纪元，今应改为中华民国纪元；3.组织政府采总统制。前两条合并讨论，全体赞成通过，唯民间习惯，不禁于阳历下注明阴历节候。关于第三条讨论颇久，多数表示赞同，因而也获通过。至于总统人选问题，大多数人主张推举孙中山，这样，选举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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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各省代表议决于12月29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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