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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新旧世纪的转折，本来世纪末情结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虑，加上一年多前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的变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会还在倒行逆施的压抑与痛苦中挣扎，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断向保守的一方倾斜。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权力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列强联手入侵，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灭种民族大危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难题，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转倒退趋势，重上革新轨道。对于前者，北方的义和团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够将中国从深渊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希望，还须通过后一途径。就此而论，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在南方展开的各种救亡振兴的努力，手段虽然多样，但均与这一总体目标并行不悖。迄今为止，学人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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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直到1980年代，都是将两湖当作保皇会勤王的基地，而以自立军为主力正军。[8]造成这一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门师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饰其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事实，在此后的记述中，完全回避有关的方略计划与实际作为，极力突出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保皇会当时秘而不宣，固然出于形势的需要，后来则对家乡父老不愿承担“惊粤”的罪名，对海外华侨必须展示用款的实效，对朝野官绅还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时间越久，改口越难，谎言说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派系成员，鉴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愿提及当年合作反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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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至于众多的草堂弟子，关注研究者更加鲜少。因此对于有关人事的追寻探究，相当困难。保皇会当年隐秘的各种文献，偶尔也有传布于世，如张篁溪编《自立会始末记》下卷所收康有为致邱菽园书，以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节录庚子前后梁启超与同门及各派同人的若干通信，但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其中许多重要信息难以充分解读。学人只能摘录一些片断，去丰富原有的认识，而难以纠正由假象所导致的变形。由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录的《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体现了学人在当时条件下的勤奋和严谨。不过，史料对于学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其努力就自立会的研究而言固然大有裨益，整体上仍然只能强化原来被扭曲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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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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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覆有待于新史料的问世，正是新史料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为充分解读既有史料的完整信息，重建史实或还原历史本相，并且进一步回到历史现场，深入体察相关人事背后的复杂关系和人物的心历路程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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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资料的公布，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1980—1990年代最为集中。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其一，保皇会的文献。主要有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和《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在原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的基础上改订，后者虽有油印本，流传不广，运用不易。该书的优长之一，是大量选用了梁启超的往来书信。以后台湾又分别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之97，文海出版社影印）和《梁启超知交手札》（“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张子文主编，“中央图书馆”1995年版），大陆方面则有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杨天石、孔祥吉、郭世佑分别披露过一些保皇会员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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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其他维新人士和朝野官绅的文集书信日记。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4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重新编辑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仍非完璧，毕竟较旧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上海及港台出版的多种盛宣怀藏档，也保存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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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海外公私藏档及相关外国人士的书信日记。庚子勤王运动是对海外华侨的一次政治总动员，保皇会设在世界各地的分会多达百余处，尤其是美洲和南洋，华侨的作用极大，保留的材料也多。方志钦主编了《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新加坡邱菽园家藏资料则由王慷鼎、汤志钧、赵令扬、张克宏等人分别披露。日本是保皇会的重要基地，不少日本人士又参与了中国各派维新人士的密谋。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及续编（东京原书房1968、1973年版），不仅提供了日本当时各种对华团体和个人的历史，而且保留了不少书信日记史料。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的《东亚同文会史》（霞山会1989年版），也提供了大量该会的文献。久保田文次对外务省文书的有关部分作了初步清理（《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昭和6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元年自印本），狭间直树则主持编制了《梁启超与日本关系日表（1898—1903年）》（平成6—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9年自印本）。中村义整理出版了《白岩龙平日记》，近藤邦康发表了《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杨天石和廖梅则利用或发表了《井手三郎日记》以及宗方小太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等人的文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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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历史拼图的缺失，刷新或恢复了历史图像，而且造成进一步解读旧史料的契机。治上古史所谓识一字成活一片，在晚近史的研究中只要肯用心苦读，当时有所悟。只是史料愈近愈繁，搜罗不易完全，熟记更加困难，或然性又大为增多。如果不能将各类新旧史料融会贯通，则无法将史料安置于适当位置，难免偏于一端，放大或缩小其于认识史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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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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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蒙在庚子勤王之上的幻影逐渐褪去，历史的本相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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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庚子勤王运动的重新认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自立会的历史进一步深究。胡珠生在编辑《宋恕集》的基础上，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撰写了《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强调江浙派士绅在正气会到自立会发展脉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对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局面重新认识。二是发现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在两广而非两湖。1982年出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选录康氏家属后人捐赠的康有为遗稿和保皇会员的来往函札，其中关于庚子勤王运动的数量较多。这些未经改篡的原始文献，为了解保皇会的勤王方略和实际运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由于解读困难，以及原有认识的偏差作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运用。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和破解。林克光在所撰《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保皇会两广兴师的战略有概括性描述；汤志钧《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0]也提及保皇会在两广的布置；稍后，陈长年和我分别撰文详论保皇会庚子勤王的谋略与运作（陈长年：《康梁在两广的勤王活动》，《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桑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至此，与保皇会相关的庚子勤王史的轮廓大体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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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海内外一些学人如汤志钧、王慷鼎、赵令扬、杨天石、孔祥吉、黄宇和、中村哲夫、藤谷浩悦以及稍后容应萸、邱捷、郭世佑、廖梅等，不断发掘各种散见的史料，以求更多地将已有史料所蕴含的信息解出，从不同方面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程度不同地有所贡献。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前四章《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在解读新旧史料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重建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另有一些相关研究的进展，对某些具体细节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如叶钟铃的《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邱新民的《邱菽园生平》（胜友书局1993年版）、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既有著作，不仅有助于新史料的解读，本身也显现出新的含义，如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使得因资料不足以及保皇会故布迷局而形成的有关勤王运动的诸多假象相继被勘破，真相逐渐显现，原来争议较多的保皇会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也日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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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关史料的确难读，虽经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是有不少内容未能完全读懂，已经解读的部分间或有误。随着新史料的陆续披露，不断与既有史料比勘对读，时有心得收获，又相继撰写了十篇论文，并不断依据学界同好的研究和自己进一步研读史料，随时修订旧稿。自觉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已尽可能地加以解读连贯，至于未能读出的部分，则信守阙疑，留有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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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情形而论，仍有两方面遗憾，其一，关于保皇会海外活动的资料。保皇会成立于海外，分会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者大都是华人华侨，勤王运动的主要财政支持也来自华侨的捐款。在美洲、南洋、日本及港澳地区，保皇会和华侨创办了数十种报刊，除少数几种流传较广或已影印重版之外，多数难得一见庐山真面。参与保皇会的华侨后人及其团体，可能还保存有不少文献，目前见到的只有谭良和邱菽园的藏件。有此缺憾，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各地保皇会的组织、人事和活动，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日本、澳洲、南洋部分已有学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11]而更为重要的美洲部分，虽有若干论文论及其中的一些人事，整体而言，缺漏尚多。若能汇集掌握相关资料，可以深入认识近代华侨华人的民族和群体自觉的进程，这也是保皇会影响近代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此事限于条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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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一些重要收藏，其中可能包含不少关键信息，由于存在多方面限制，无法解读。如赵凤昌藏札。其人原为张之洞幕府的要员，后来尽管因故退出，但仍然参与晚清乃至民国的各种大事的暗箱操作，从东南互保到南北议和的许多重大事件，均在其寓所接洽磋商，然后形成正式文件，因此有人称之为天下幕府之枢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资料正在编辑整理之中，暂时不便查阅。另有为数不少的未刊日记、函札、文集、笔记等，无缘得见。将来公之于世，对现有材料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印证解读，以扩大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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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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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贤治史，讲究搜罗材料要竭泽而渔，治晚近史事者对此应当全力以赴，但真正做到恐怕绝难。历史人事的联系无限延伸，又难以完整保存，而史料愈近愈繁，公私收藏不知界限，要想穷尽，再小的题目也无可能。因此，在具体研究时，掌握史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必然因事而异。这虽然是技术问题，却很难设立一定的科学尺度。今人将学问看得太过容易，著书立说，必看的相关资料尚未读过，已经放言高论者不在少数；有的虽然看过，却未必读懂；甚至有声明未曾读过，仍然要发表大通意见之人，高谈阔论，言不及义，全然外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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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学人多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已经面目全非，其整体组合所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这类论著用外来成见取舍本土材料，即使所用条理系统，因根源在外，国人难以验证，认真追究，出入也相当明显。经历了近代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样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家有金山，沿门托钵，入山探宝，却拾得破铜烂铁的情况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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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之于治史，有主料与辅料之分。主辅之别，虽然可以从材料的类型上大致分开，也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说稗史所记，时有正史所遗漏或掩饰的事实。而档案运用不当，无非官样文章。书信日记，号称个人隐秘，近代却不乏有意留作史料之用者，不仅当时留心权衡，事后更有所删改，每每关键之处便有缺漏。近代报刊众多，往往党派牵连，所报道开始常由道听途说而来，后来也不过一面之词。但小道消息，未必不实，冠冕堂皇的内政外交，有时反而是欺世的幌子。许多后来人视为秘档的文件，当时传媒早有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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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考据，讲究信而有征，近人治史，重视第一手资料。其实，实事往往难得实证，即使亲身经历的所谓当事人，因利害各异，关系不一，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事后的陈述，都难免偏见。即使主观没有成见，对相关人事的了解掌握，也受所见所闻的限制，只能反映其所见所闻的一面，而无法全面展示本相。通过观照立场不同的各种记录陈述，一方面可以认识其中真实反映的部分和程度，逐渐接近事实本相，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各人为何如此记录陈述的原因，进而探讨相关各人与此人事的关系及对此人事的态度。所以，资料的主次轻重，从类型判断只能相对而言，关键是看反映事实的程度和怎样反映事实。而这只能出现在研究的结尾而非前提。以晚近史料的繁复，如以能够自圆其说为标准，则但凡先立一说，大抵均能找到若干可以支撑的史料。成说固然容易，反证亦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证，不足征信，适以乱真，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似乎治晚近史事者毫无规矩可言，也无训练的必要，信口开河，反而美其名曰见仁见智。研究历史，不仅所论必须有据，更重要的是，作为论据的材料首先应当经过内证与外证的一套复杂检验程序，而检验的目的，不单是判断该史料是否可信，而要具体把握其可信的方面与程度，即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以及为何这些方面近真，其他方面则不能，何以不能。断真伪之于历史研究，还是相对简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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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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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史的框架下，庚子勤王运动的政治倾向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论点不一，普遍的看法是将自立军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重要转折，分歧在于自立军本身的取向究竟如何，是否存在自相矛盾，自立军与革命、保皇双方的关系如何。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内部也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甚至同一人的言行也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当年朝野官绅固然有派系之分，但如果用后来的概念标准作教条式区分，尤其简单地以政治派属来判断人物的言行，强求明暗等不同场合下态度的一致，难免陷入曲解材料以就观点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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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简单地用后来形成的革命史框架看待当时人的言行，并非放弃革命的观念。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最典型的概括或许还是“革命”。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辛亥革命的“革命”内涵及其概念似乎不言而喻。在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太平天国也被赋予农民革命的标签，因而轮到辛亥，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革命”的属性，而不大关注辛亥革命之于“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有学者对“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进行了极富启示性的考论，令人思路为之一转。[12]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可以用“革命”来标名，那么庚子勤王被视为这一时代的发端。通过辛亥革命，“革命”的话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融合，用时下的套语，即完成了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革命的发动者不仅实现了“革命”，而且建立起“革命”的话语权势。谢文孙认为，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冲突，对立各方往往在同一套“革命”话语之下展开斗争，所争在于各自“革命”的正统性。[13]当“革命”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时，革命与否，已不再具有对等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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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思想史的路线考论“革命”话语的历史演进过程，作为长时效的趋向固然不错，总体方向上的确提供了新的议论空间，但要落实到具体的时地人，却令人感到几分愈有条理系统，离事实真相并不愈近的似是而非，像是“古史辨”的现代翻版。相比之下，仅凭头脑的睿智似乎难以应付史实的极端复杂，显出理论的苍白。从这一探索的观念启示回到丰富的史料与史实之中，可见“传说”的叠加不同于作伪，许多的“不知”会显露出“可能”，而更加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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