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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真正高明的学人必须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着超凡的真知灼见。只是水至清则无鱼，看得过于透彻，反而不愿亲临现场。而所治学问，又为凡人难于理解企及，于是视为无用；流于泛滥者反而易于为多数人所用。其实，曲高和寡固然不为当下所认同，却往往切中时弊，指引正轨，流传久远。不幸人类尚在茫然，需要时间去领悟其中真义。凡人认识的滞后，是庸人甚至骗子成为头羊的基础。社会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如履薄冰，或面临深渊。如果思想不仅是畅所欲言，甚至信口开河，还须讲究言之成理，则此一理字，必然与学理相关，不可能无源无本，为所欲为。不少以思想家自居的人却要标明身份为学者，恐怕还是希望将自己与一般同样会思想的大众加以分别，以显示其价值的无可替代。只是如果其所本之学尚且不能胜人一筹，从学理看非常识即笑话，则赖以产生的见识居然能够高人一等，岂非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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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史学”倡行以来，政治史的研究颇受非议，实则中国固有史学以政治史为大宗，是受历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致。政治以胜负为基准，必须讲究权术。尽管后人多以顽固腐朽目之，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学人不察，一味借“新史学”开辟新领域之名，实则避难趋易，而心存取巧。凡事标新立异，大抵与表浅为伍，虽然易于出人头地，稍不留神，也容易误入邪魔外道。庚子勤王不仅是隐秘的政治，而且要武力谋国，所谓兵行诡道。学人须以同情理解政客与兵家之心，才能不为各种表象所惑，以免重蹈古今多少帝王为奏折所误的覆辙，为史料的表面字义所蒙蔽，令研究对象取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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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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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近代学术与学者的历史以来，每有著述，则于绪论中略记心得，大都是力图与古往今来的中外前贤心灵沟通的学术独语，下笔时间或涉及当下，或褒或贬，心中偶尔隐有所指。不过，褒有具体，贬则往往泛论。读书不必与人较，起码应与古人较，因为古人已经留了下来，今人却未必留得下去。与今人较，如何取法乎上？近贤治学论人，对同时代者尽量避免擅加褒贬，否则批评固然动辄得咎，赞誉也难免厚此薄彼，容易招致非议。所以凡论一般规则，并不指明（具体论点论据例外），所谓对事不对人。但如此一来，也有麻烦。读者有心，常常揣测，所指人事，与当时心中所想，不仅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迄今未有中的者。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于文中发觉预设的解扣。若无成见，一点即明。此类误会，已经数起，当面问及，不难解释，背后揣度，则渐行渐远，看朱成碧。由此可见，欲对前人了解同情，深入心境，谈何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极易似是而非。为免他人窝心，自己蒙冤，日后若有误解，当于下一著述的绪论中略加解说。旨在申明己意，以免殃及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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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讨论学术，对于时贤，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没其苦心孤诣。要在他人眼中脑际当得起，诚非易事。所以主张学术批评，首先在于对象是否值得，打假之类，一言以蔽之足矣。前议孙中山研究，用后出孙中山各传与史扶邻书相较，即特意指出限于全传。若以部分，则至少沈渭滨先生一书进展明显，更不必说各种专题之作。治学为极难之事，非长期积累，并全力以赴，难得成就。即使孙中山研究这类学人以为新意不易多得的领域，迄今尚无一本完整的传记得到公认，可见空间仍然不小。窃以为两类人或可胜出前人一筹，一是长期研究者十年磨一剑，将各种成果综合吸收，并对所有史实再作详究，可惜无人肯做此事。二是见识不凡者慧眼独具，对材料和史事全无成见，融贯大体，亦可别出心裁，言人所未言。本来对后一法缺乏信心，因罗志田教授著《胡适传》，后出而突前，颇得胡学专家好评。可见仅凭工夫，不足以成事。若学有传承，体大思精，超迈时流，自然出手不凡。但此法仍须慎重，不可随意追仿，否则容易弄巧成拙。至于在下，既深陷其中，又不愿尽力，最多不过尚能信守阙疑，自然不在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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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著述可分四等，又论高明与否，不仅一人，当时心中潜影，主要为王学庄教授。王先生书香门第出身，遭遇坎坷，沉潜达观，所见往往高出一筹。此说并非与他人比，而是作为后学的在下屡有不及。可记者数事，均与本书主题相关。其一，参加日本土地同志复权会的几位中国人，学界鲜知其名，而王先生可为之一一作传，本书所记张寿波即其一。十余年来搜集此人资料，为了力求穷尽，广泛求教，难得回应。偶与王先生谈及，告以《虚云法师年谱》中有传。一查果然。此书曾经翻阅，竟然遗漏！此为其读书多而广。其二，关于春柳社，史学及艺术界所论，多据几位当事人的后来回忆。王先生遍阅该社成员在日本所办各种刊物，并就革保两派宣传活动的短长作连续性论述。此为其治学不以分科为限。其三，关于留日学界的癸卯元旦排满演说，曾为文考证并非孙中山策划。自觉下功夫不少，相关材料几乎穷尽。不料王先生于直接材料之外，更能辗转周折，别具洞见，不仅令人意想不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此事既经点破，看似轻而易举，不经身陷山重水复的迷阵之中，很难体会其举重若轻的功力见识。学术史上，须有如此天分加勤奋之人突破瓶颈，后学者才能豁然开朗。而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后人受益匪浅之时，切不可故意埋没，甚至毁尸灭迹。经此一事，益信学问之道，高深莫测。曾告诉门下诸生，不要仅凭著述妄议前人，治学为己之后方可为人，“述”而不作者往往更加可畏。可否出手，须事先掂量是否经得起彼等法眼。今日学界为量化所误导，一般作者，稍有心得，即须出手，易于见底，难以深入。而高明者冷眼旁观，潜心读书，神游冥想，其发明若不写出，不知何时可以再发现。近日撰写一篇关于“中等社会”缘起的论文，王先生二十年前即已经几度提及相关史事，始终未见后续者。直到十余年后，才有美国学者季家珍关于《时报》的著述，对1904年以后的中等社会观念与运用详细讨论，并与时髦的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新说作一对应，以为不如首先以前人的观念理解其言行。[18]如今，海内外学人对“述”而不作者多有误解，殊不知学问之事，为己者多，为人者少，大半只可宣之于口，而不宜诉诸笔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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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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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截取历史的一个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相关人事错综复杂，互相纠葛，无论从任何一面入手，均须牵涉其他各面。而有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跳跃联想，才能彼此连贯，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显其本真。加之各章的写作历时十余年，情节与论据的安排难免有所重复。成书时尽力做了调整。其中的三章十年前曾载《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其他若干章节多陆续发表于有关的学术刊物。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所签注，此次一并做了增补删改。此类增改，不仅为研究进展所必需，而且可以验证前此的论说与证据。凡他人研究有所贡献处，均一一称引，不敢掠美。至于对史料及史实的判断理解间有异议修订，也予以注明或略加申论。治史必须后来居上，因所见材料多于前人，解读自然过于前人，此为理所应当，否则即为废词，在学术史上无任何价值意义。承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度，同意在协议期满前夕将有关三章的修订本收入本书，以成全璧。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历时甚久，收罗资料颇为不易，其间先后得到久保田文次、中村义、狭间直树、容应萸、久保纯太郎、赵令杨、陈福霖、吕芳上、蔡志祥、王学庄、方志钦、李鸿生、朱英、蔡乐苏、莫世祥、马忠文、关晓红、彭海铃、黄菊艳、谭群玉、张克宏、陈志雄等多位师友的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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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文《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61—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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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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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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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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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对此有所论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6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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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正》，《文汇报》1986年4月8日；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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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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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菊池贵晴《唐才常的汉口起义》（《福岛大学学艺学部论集》4，1953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历史研究》第270号，1954年）、小野川秀美《义和团时期的勤王与革命》（《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サさざ书房1969年）、手代木公助《戊戌至庚子期间革命派和变法派的交涉》（《近代中国研究》7，1966年）、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现代史丛刊》6，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汤志钧《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金冲及《略论唐才常》（《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庚子勤王运动，虽然从1950年代开始，相继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转折点而受到重视，基本格局却长期误以汉口自立军为中心。有关研究迄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0年代，日本的菊池贵晴、小野川秀美、手代木公助及中国台湾的李守孔等围绕自立军事件撰文探讨从变法派转换到革命派的发展过程。1970年代末起，中国大陆学术界改变以往对维新派以批为主的态度，承认唐才常的自立军是迈向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汤志钧、金冲及、李泽厚、皮明庥、蔡少卿、胡珠生等人分别探讨了有关人物和问题。1990年代开始，在解读197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或公布的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有关保皇会和革政派士绅的新资料的基础上，国内外学人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庚子勤王运动的真相逐渐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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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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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据王慷鼎《丘菽园的报业活动》（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第188页），丘菽园的姓氏“丘”字，清雍正以还，为了避孔子的圣讳，改作“邱”。丘家循俗，直到丘菽园。五四运动后，丘菽园逐渐改用“丘”字。后人为其编集，一律改用“丘”字。王文即径称“丘”，只在引文或书目中保留原文。本书所涉时间在邱菽园改姓字之前甚多，故正文用邱，引文或书目则照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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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澳洲部分，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清末保皇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1991年12月）；赵令杨、杨永安：《晚清期间澳大利亚的保皇活动及其与革命思潮间的矛盾》（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史集刊》第4卷，1999年10月）。南洋部分，以新加坡为主，对邱菽园、黄乃裳等人的生平交往研究较多，王慷鼎对邱菽园的报业活动有多篇论文，张克宏则分专题研究庚子勤王前后康有为与邱菽园等新加坡华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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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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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Hsieh，Winston，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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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3页。该书所收各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不一，论点和论据也有所不同。我关心的重点，恰是其中最后写成，此前从未刊发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作序者李欧梵称此文引用史料最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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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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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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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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