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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据王慷鼎《丘菽园的报业活动》（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第188页），丘菽园的姓氏“丘”字，清雍正以还，为了避孔子的圣讳，改作“邱”。丘家循俗，直到丘菽园。五四运动后，丘菽园逐渐改用“丘”字。后人为其编集，一律改用“丘”字。王文即径称“丘”，只在引文或书目中保留原文。本书所涉时间在邱菽园改姓字之前甚多，故正文用邱，引文或书目则照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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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澳洲部分，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清末保皇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1991年12月）；赵令杨、杨永安：《晚清期间澳大利亚的保皇活动及其与革命思潮间的矛盾》（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史集刊》第4卷，1999年10月）。南洋部分，以新加坡为主，对邱菽园、黄乃裳等人的生平交往研究较多，王慷鼎对邱菽园的报业活动有多篇论文，张克宏则分专题研究庚子勤王前后康有为与邱菽园等新加坡华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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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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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Hsieh，Winston，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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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3页。该书所收各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不一，论点和论据也有所不同。我关心的重点，恰是其中最后写成，此前从未刊发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作序者李欧梵称此文引用史料最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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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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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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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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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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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注：本书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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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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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事，常有事出隐秘，相关各人均不留记录，公开文书又多为官样文章，欲求实证，戛戛乎其难。而愈隐秘之事，因为事关重大，又不得确切的消息来源，坊间传闻愈多，相互歧异，真伪难辨。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接连发生废立、归政、建储、保皇、勤王等多项秘事，即使在风云变幻、绝不寻常的近代中国史上也显得相当异常。若以派分将人物关系截然分割，凡划定为某派者，必凸显其对待各种人事的思维行为与别派的相异之处，而忽视彼此的联系甚至沟通。戊戌政变之后，新旧矛盾极端尖锐，为了维护各自的权势地位，在扑朔迷离的政局变化中保持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朝野上下，国内海外派分复杂的各种政治势力，竭力拓展各自的活动空间，为存在多种或然性，难以把握的局势发展留下回旋周转的余地。后人很难依据某一方面的表现，判断其看起来相当复杂矛盾的言行究竟是属性抑或谋略的体现。加之事出隐秘，直接证据往往不易得，官方文献或公开表白多为故作姿态，坊间传闻则系道听途说。公私文档如日记、书信等，一般来说可信度相对较高，至少能够反映事实的一面，而这一时期所留此类文字比较稀疏，朝野人士，或当时已不敢记录，或事后再作清理，缺漏极多。掌故笔记或许透露出若干实情，内容却相互抵牾，甚至张冠李戴，难以征信。欲得大体和全面，实属不易。因此，史事的本相固然应当努力显现，而当时人心目中各不相同的时势呈像，亦为历史真实的一种；况且根本而言，各人对同一史事的记录记忆本来就不一致。探讨不一致的表现及其成因，或者较追求本相更有助于洞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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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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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骤然发生，得知光绪和维新派蓄谋异动的西太后盛怒之下，不仅杀人泄愤，而且一度有废止新法之意，只是保留了部分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成果。[1]不过，西太后及其所谓后党，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清除异己。但凡通过政变形式来解决政见与派系矛盾，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将政敌尽可能地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坚决杜绝任何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权力执掌者而言，其政坛异己包括三类，一是最高权力象征的光绪皇帝，二是拥帝的所谓“帝党”官员，三是鼓动变法的维新人士。除被处决者外，光绪囚禁于瀛台，帝党官员或流放或革职或软禁，变法派则或逃亡或隐匿。对此，当朝执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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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是帝党官员和变法派的政治依靠与精神寄托，政变后西太后重新训政，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并遭幽禁，形同傀儡，名义上仍是皇帝。只要光绪的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就是帝党和变法派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也是令旧党如卧针毡的一大心病。西太后在生固然能够控制局面，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忧心忡忡。旧党官僚尤其害怕光绪长命于慈禧的潜在威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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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有问皇上消息于当轴者曰：“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又问：“终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数日，定有办法。”问：“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问：“如此囚禁，无异犯人，实属难过。”曰：“自作自受。”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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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时事新报》据北京特派员报告：政变后“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3]。执政者一直蓄谋废光绪乃至将其置之死地。西太后开始大概只想废去光绪的帝位，但担心外强干预，于是试图造成光绪病重的假象，趁机去之甚至除之。对于已被革职流放的帝党官员，当朝执政也千方百计要斩草除根而后快。至于对各地的维新人士，更欲大肆株连，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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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变后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对于当朝执政的上述企图，地方大员即使有所不满，一般也不敢表达。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别敢于直言的重臣。赵柏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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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刘坤一累电请保全皇上。仓卒政变，海内皇然。有谓皇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闻之，流涕曰：“上一片热心，惜无老成主持之，故致蹶败，此大臣之过也。”因三电政府请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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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三电，可以查实两次。一为张謇拟稿的致总署电。政变时清廷诬指康有为等人进药毒害光绪，以便一石二鸟，既追究维新派，又加害于光绪。9月25日，清廷明诏急征名医。10月13日，刘坤一致电总署：“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他还请总署代奏，查照9月间的两次谕旨，“曲赧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谨披沥具陈，伏乞圣明俯赐采纳”[5]。在当时环境下，如此表态，的确需要勇气。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为新宁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赧康、梁，示官庭之本无疑贰，此南皮所不能言。刘于疏尾自加二语，曰：‘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肃昔论刘为好幕才，章奏语到恰好，盖信。”[6]则是电当出于张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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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为陶森甲拟稿的复荣禄电，胡思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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