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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若骤胁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米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合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之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既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既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愤，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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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防止俄国的势力因亲俄守旧派掌握政权而坐大，以不同方式保护被追究处分的变法派官员和绅士，也设法阻止当朝执政谋害光绪的企图，一些朝野政治人物甚至谋划过改变政变结局的可能性。据说日本的大隈重信、犬养毅和矢野文雄，就曾为光绪谋复权之策。但要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出面甚至不惜使用包括出兵在内的政治手段为复辟开辟通道，则牵扯过大。况且，英、日两国朝野之间对于中国的维新变法和政变的相关各派，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康有为的改革过激而西太后不至于全面倒退，政变只不过使改革的速度有所放缓。当权者尤其慎重，其采取何种对策，主要还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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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等国政府发现慈禧很快便控制住了局势，而且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指陈的，采取排外的政策，于是非但没有出面为帝党和变法派讨回公道，反而很快开始协调与清政府的关系。9月30日，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利报告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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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周，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政变后之所以立即散布开来的惶惶不安的情绪，主要是由于事件发生得突然，从而引起了惊讶心理。现在情况已经大白，慈禧太后过去执政时期的经验表明，没有理由可以预料她将会敌视欧洲人到底……英国人总是本着他们做事情的惯例，抢先站到势力最强的一边。……伦敦内阁对于北京这次政变从一开始就非常审慎，看来它现在是把这次政变看成中国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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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英国驻华外交官因为得到来源各异、判断不一的报告，对于形势的估计有过一些波动，但基本趋向是稳定与训政者的关系而不是改变它。11月5日，巴夫罗福报告俄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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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剧地转向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日本目前的态度极端审慎和矜持，这些看来已经使康有为深信他的指望落空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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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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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当局对于英、日等国干预中国的政局，保护变法派和阻挠废立虽然感到几分恼火，但种种迹象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互相猜忌，清廷与外强的紧张关系逐步缓和，形势并未像康有为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反而越来越不利于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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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重臣和外强的双重压力下，政变后的当朝执政担心事急有变，不得不设法调解与各方的关系。既然光绪的生死存亡成为焦点，首先就从这方面做文章。10月16日，奕劻等人主动告诉英国公使窦纳乐，他们知道关于光绪健康和阴谋杀害他的谣言，并正式通知窦纳乐，光绪的健康大为改善，且常和西太后一同听政；西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不过以为中国的准备条件不够，不适宜于像光绪那样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还询问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去的办法。窦纳乐建议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尽管窦纳乐预料他的建议不会被执行，奕劻等人还是极力表示赞同，并要求其代为辟谣，确保谣言是假的。[33]此举虽然是迫于各方压力，却表明当朝执政的一种意向，即他们的确很想改变外界的看法和自身的形象。两天后，清廷果然安排了法国使馆的德对福（Dr.Detheve）医生为光绪诊视，诊断书公布后，有关传言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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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是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康有为一派全力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对官场权术相当稔熟，鼓动政变者是他，阴谋废立者有他，设法调和者也是他。10月中旬，在华西方传媒称：“据我们所听到的，荣禄是在使用他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34]《申报》的报道也说：政变后曾列名保国会者防有株连，颇多危恐，言官亦有及之者，“后得荣仲华中堂奏明，康有为本筮仕京中，不能禁京官及公车不与往还，但问是党不是党耳。……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顾之力”[35]。政变后慈禧有废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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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兵柄尽付荣仲华。荣惧而泣，计无所出。夜得右帅电云：“慈圣训政，臣民之福。而尊主庇民，全仗中堂主持。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岘帅亦有电云：“君臣之分当尊，夷夏之防当严。某之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天明以二电面奏，长信惧，乃辍计，而心衔二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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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时因外间督抚只有刘坤一力争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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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宫震怒，即欲革职。而荣禄言于太后曰：“坤一，湖南老帅，骤革之，恐激湘军之怒而生变。宜优容之而阴掣其兵柄，则彼无能为，而可以牵住湖湘之心。”太后从之，不加谴责，即刻下密旨驻防将军，令其节制江南诸军；又下密旨湖北总督，令其严密防勤王之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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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坤一称：“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38]对荣禄有所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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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底，康有为所抨击的“伪临朝”对内对外接连作出姿态，似乎有意努力改善政变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12月13日，西太后特意安排和光绪一起在宫内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本等各国驻京使臣的夫人，“由英使命妇领班朗朗宣祝词，皇上起而握手为礼，既而皇太后亦一一握手，并以珠约指分带诸命妇指上，命庆王福晋带出赐宴。宴毕，皇太后率皇后出，命入座观剧，设茗果款之，极道辑和之谊。及诸命妇退出，皇太后又分赐绸缎、书画各一分，雍雍肃肃，穆穆皇皇，诚中外一家之盛事也”[39]。此举不一定能完全打消外国人士的疑虑，但显然引起了期待中的反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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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方面，由于政变后给康有为等人定立的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牵连广泛，势必人人自危，上下浮动，为了安定人心，清廷宣布对官绅中与其有关联者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41]。这是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定的一般性原则。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往来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其中“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牵涉多人。清廷发布上谕，仍然宣称不予追究，而且公示已将原信悉数焚毁，同时告以各函均已石印，似仍保留。[42]既示以宽容，又捏住把柄，真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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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等人态度的变化，除自身的利害权衡外，与日本方面积极施加影响不无关系。政变后，日本担心守旧官僚亲俄，危及东亚局势和日本的利益，设法说动当路大臣继续变法图强的政策。1899年3月，伊藤博文致函奕劻，“示以近日利病之所在，练兵理财为治国首务……宜早画定规模”。4月底，又再次致函奕劻，“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同时致函荣禄，“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按即中国）不图自强，贵国（日本）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伊藤博文的门生、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楢原陈政拜访荣禄和奕劻，也转达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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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奕劻会晤，“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同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对此，荣禄和奕劻至少作出赞同姿态，复函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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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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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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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示：“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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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荣禄、奕劻对于伊藤博文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和辩解。荣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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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筹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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