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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0月上旬，清廷两度发布上谕，因旱灾将成，诏诸臣各抒傥论。25日，翰林院编修沈鹏应诏草天灾直言折，矛头直指后党要员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认为清朝官制，内外相维，军机大臣，不掌兵权，而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卫五军乃至江南练兵，均归节制，南北重权，集于一身，如果其或生异心，难免为曹操、董卓再世。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凡此二臣所为，皆足感召天灾，诚收荣禄之兵权，以杜异谋；黜刚毅之言利，以平民怨，则人祸息而天灾纾。”太监李莲英私窃威福，天下公愤，应明正典刑，以震慑权奸而风厉天下。折送至总署，总署以体制不合，格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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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沈鹏再上应诏直言折，正式要求如今“为皇太后计，则归政之时也”，同时指荣禄、刚毅、李莲英等“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党，权震天下，威胁士民，隐与君上为仇雠，“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而“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纵之，生杀之，皇上之才，非其敌也”。要求太后乘训政之时，“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戢李莲英之毒，以绝一切不轨之谋，弭将来无穷之祸”。[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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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的两次奏参，“直声震天下，虽格于堂官不得上，而海内外传诵，译稿通于外洋，几乎洛阳纸贵”。上海《中外日报》《沪报》皆登其文。[85]。11月中旬，南下筹款的刚毅回到北京，趁机将海外商民请求归政的消息透露给慈禧，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宋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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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秋后，刚毅又力请速了大事，献策曰：但以虚美名目削坤一之兵权，则必不至激变。坤一既解兵权，则大事可速了。……而刘坤一“着即来京陛见”之旨不久而下矣。军机传电：“太后深念老臣，渴欲见面一谈劳苦。”以此虚优，骗安湖湘之心。一面命新署督于封印时候赶接印，印已交，而京师大事之公文即刻办齐，将于廿七八日下禅位诏于天下，改元保庆而弑旧君。盖从某大臣计：待于岁晚书信鲜通、报纸停刊、人事鲜暇之机会，赶了此一大事，可以万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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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回京后递手折开列各省督抚从违之意，“极言惟刘坤一最与圣上意合”，又“谓去年政变时，刘独有电阻梗废立，今议立嗣大事，不先去之，彼必有碍大局。故太后立意解其兵权”。[87]其时荣禄曾密电试探刘坤一的口风，后者答称“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意上”[88]，仍然坚持反对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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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刘坤一进京陛见在12月24日，在此之前，主要是设法除康。是年10月，康有为以探望母亲病重为名，从美洲东返香港，令清廷感到紧张，加紧行刺计划。其时刚毅恰好在广东，忧虑颇深。皮锡瑞记文廷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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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祸不足虑。现在空捕康、梁，并王照不问。因康到澳门之故，二人讪长信太甚。长信宁亡大清，必诛康、梁，不至株连他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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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返京后，“常常专注拿康，危言耸论，不知又加几许”[90]。在其推动下，清廷先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其实是“西后因各外埠华商电请归政之事，特命李赴南洋，借查察商务为名，欲以观商人之意向，设法劝诱，使向西后而背皇上”[91]。继而改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暗中主持绑架暗杀康有为以及抓捕保皇会员亲属之事。又发布上谕，悬赏购线，以除康、梁。鉴于环境日趋恶劣，康有为只得远避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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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的另一原因，据说是为了试探各国对于废立的态度。其时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宅，一日，荣禄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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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督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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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改废立为立储，并非仅仅由于外人的干涉。至少到1899年12月初，废立之议，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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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报接北京来耗，均言伪政府确已决计明年改元，另立新主。京官不预其谋者，闻之皆惊骇，深虑大局之难挽。李鸿章、徐桐、崑岗数人，各效忠诚，苦谏西后，谓倘必废立，则请先行斩彼老臣，以免干涉此悖乱取危之事。是时张之洞、刘坤一、谭锺麟皆有亲信人在京探传消息，一闻此耗，登即飞报。故西后正在踌躇未决之际，忽接刘、张各来一电文，又刘、谭二人联名来电一纸，均切谏废立，奏请勿为此举，以免国家分裂更早于外人之瓜分。有此诸电，西后乃暂罢议。[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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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谭锺麟反对废立，未见其他证据。让慈禧改变决定的关键人物，看来还是荣禄。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废立之事开始提上日程。王照称主动者为刚毅、徐桐、崇绮、载漪等人，己亥冬，他们在北方五省安插好同党，载漪的胞弟载澜出任京师步军统领，内外一切布置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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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桐、崇绮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先密请太后一阅。太后可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是时荣总统董、马、张、聂、袁五军，势最大也。二人往见荣，口称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尔。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毕踉跄奔入，良久不出。天正严寒，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荣相之入，乃寻樊云门议答法也。及出，曰：适才未看明何事，今请一看，复接稿阅数行，急卷而纳诸炉中，以铜筋拨之，焰腾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相曰：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相曰：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二人怏怏而去。荣相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明主，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招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意回，劝令勿哭，另作计划。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暂屈为大阿哥。[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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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的记载少了些笔记小说的渲染，而显得比较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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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详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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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说，虽为相关者的记录，却并非出自直接当事人之手，而是辗转传闻，或事后回忆，其中难免真假混杂。内廷之事，历来隐秘，致使坊间传闻多歧。戊戌庚子之间，朝局动荡，令人无所适从，朝野官绅，更加小心谨慎。即使在日记书信等私下文字中，也颇多保留。事后往往还要再加处理。因此与这一时期政局的复杂多变相比，相关史料相当稀疏。如被严复指为“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的王文韶[96]，其日记刚好缺政变至立储部分。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文电，不仅量少，有的后来出版时还有所删节。综合各说，清廷再议废立与保皇会及海外华人要求复政直接相关，刚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荣禄等人的反对或居间调解，废立改为立储，可进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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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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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廷方面看，立储较废立固然是退了一步，而在保皇会和维新人士看来，却与复政的诉求南辕北辙，立储即是废立，因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以电报局沪局总办经元善为首、1231人联名合词的上海绅商首先发难。1900年1月27日《苏报》报道此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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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埠自接奉本月二十四日电谕，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我朝二百五十余年积德累仁，我皇上二十五[年]励精图治，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昨日赴电局请列名电求总署代奏者至千余人之多，且闻各国均已电调兵舰，将挟公义以清君侧。沪局总办经莲山太守，见群情迫切，外衅纷乘，遂率同绅商允为电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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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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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联署签名者多为沪上士绅名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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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经过，据经元善1901年《上外务部王大臣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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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府前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接北京电报，钦悉圣躬不豫，将有禅位之举。卑府自以市井微臣，中心感戴，愧无折槛当熊之责，俾竭倾葵慕蚁之诚，闻报惊疑，莫知所措。次晨各日报亦刊登此事，更极危言耸论。于是各省绅商之寓沪者，麇集于卑局，佥谓莫非臣子，岂忍漠然。且自维新以来，樵夫牧竖，皆得上言。兹者大局攸系，亟应合词吁请皇上力疾视事，俾安薄海臣民之心。以卑府职司电务，怂令领衔。爰遵例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代奏。……当即公凑电资，用三等急报发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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