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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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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原文直书荣禄之名，作者应为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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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中国内地读者的香港《华字报》刊登了以“大清国十八行省等臣民”的名义撰写的《拟布告各国公请皇上力疾亲政文》，呼吁英、俄、德、法、美、日本等国驻华公使，“申明大义，速提劲旅，驰赴燕京，公请敝国皇上力疾亲政，以顺人心”[60]。《中外日报》《汇报》等刊物连续发表论说，公开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复权，重行新政。[61]当年京畿一带大旱，祈雨久无灵验，坊间也传言是幽囚圣主，且有废立之心，触天之怒所致，预言必将有忠直臣僚抗疏请太后撤帘，皇上复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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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方面似也有所反响，当月伦敦《国家温故报》刊登左治安的意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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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部衙门可递一国书与中朝，痛陈中国之危，力请归政光绪君，复行上年新政之令，并宜通知美、日两国，同时上此式国书，三国合力如此，西后虽顽，未必敢逃公道，或可不复阻挠新政。皇帝既复其位，自必召还各逋臣，并请外国精明之士为客卿，则不难振起老睡之国。彼之国权不失，我之商利亦不失，自然化却许多难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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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作出复行新政的姿态，或许只是施放烟幕，朝野内外的反响则显得多少有些信以为真。其时清廷派刘学询等人赴日考察商务，暗中交涉订约、“交康”或“除康”事宜，坊间传闻，却是要重新起用康党。皮锡瑞在日记中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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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朝议召日本小田七及刘学循、李徵庸管度支，有“新政可望复行，新党可望复用”等语。周郢生家信，长信授意李，使康、梁返国，伊藤入辅。……夏子翁来拜，嘱觅先生。询以时事，云杨崇伊所奏，庆王、小李从中主持，派刘学循、庆长与日领事小田七同往东洋，请伊藤与水师提督某某来中国。[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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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幕下的陈庆年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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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次庆宽自日本还，有条陈十二则呈庆王进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维新之机矣，甚美事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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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朝执政的后党官僚感到几分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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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邸出语人曰：上年主子讲什么变法，咱们几乎没有饭吃，幸亏老佛爷扳过来。今年连老佛爷亦讲什么维新，看来不久康有为一班人就要开复起用，那时还有咱们走的路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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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走向的不确定令传媒无所适从，对于西太后的好恶尤其难以捉摸。《知新报》第95期转载了7月22日香港《士蔑报》的一则报道，可以视为当时传媒揣摩不定上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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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内廷大乱，西后、荣禄、庆亲王、李鸿章各分党羽，密布计策。西后始倚荣禄为心腹，任其练兵，今见其弄权，恐其逼己，以庆邸亲贵，故用以抑荣禄。且以李鸿章有才，凡与俄交涉，皆经其手，故西后重之。荣禄虽顾盼自雄，亦不过如小子，凡与外国交涉，皆守向来憎恶外人之故态，以遗西后忧。庆邸虽较忠于荣禄，亦无远知识，……李鸿章今日即能办事，想不过自清首尾，未必于太后之命有所加。李权全得自交涉，与荣禄不同，故人皆欲去荣禄。荣禄节制北洋，凶戾之气，遍于北京，与刚毅之南下两江，其凶戾遍于南洋相等。太后今亦知之，故回心易虑，假意向慕康有为之说，欲讲变法，尽购康有为所著之书及奏折，览之称善。然此计太浅，非有勇决之诚意，何能动人。即向之归心西后者，亦疑其不至前后相反若是。昨年政变，西后尽反新政，以为康有为之议，为害于国，复旧政，戮新党。然西后本非守旧，亦非维新，只求权势平稳逸乐，非此三者，不能得其心也。今虽观览新党之书及奏折，然既死之士，不能复生，六人本皆为国变法者，今已死矣，况西后之意，究不知何如乎？然其准人读康所著书，其转化人心者不少。吾今虽不知两党将何结局，但宫廷之内，必有不测之变，愿我国人定睛以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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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知新报》第102册转载8月30日伦敦《中华驿务报》的评论，也依据该报天津访事人所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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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后之变机甚少，论其人原属聪明，不比北京之守旧党呆同木偶，但其知识，又未能行维新之政以致康氏所条陈之境地。他用守旧党之力以复其权柄，惟同时又嫌守旧党之首领不识事务，反足以生乱，故又假作与维新者和商，其实不知所措，只欲求自己安固，未尝识维新之益，守旧之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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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慈禧开始对各埠华民纷纷请求归政的反应还算平和，“自汉人大官以下及多等人民，同情推戴光绪皇帝，若强行废立，必生内乱。故西后待皇帝，近亦略宽，召见大臣，亦许同见”[67]。“天坛祈雨，圣主竟得同往，当亦两宫渐和之机也。”[68]甚至个别官员当面要求归政也不以为忤。10月2日香港《孖喇报》报道，据北京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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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知县宓昌墀召见时奏对于西后，侃侃而谈，特请其撤帘，归政皇上，又谓不可用荣禄练兵，不可用刚毅筹饷等语。情辞恳切，两宫大为感动。皇上恐西后动怒，叱其不得妄语。西后亦不怒之，但目为疯子。而该县令仍言言痛切，毫无顾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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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宓氏奏对时还称康有为才不可没。此事未必真确，《天南新报》却为此发表评论，盛赞其言为“人人有是心，人人不敢出诸口”的“天理人心之公”，可以唤醒人心，“上足以措皇上于安，中足以寒奸臣之胆，下足以苏士民之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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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担心大权旁落的后党官僚更为不安。前此西太后有意趋新，守旧官僚即有种种异动的传闻，甚至有消息说奕劻、刘坤一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密谋策划推翻西太后，恢复光绪的帝位。[71]这种以进为退的可能性当然极小，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加紧迫害变法派，另一方面设法将西太后拉回保守的轨道。而复政危及西后的地位，无疑是最好的口实。西后明白不识时务很难生存，不能一味恪守祖宗成法，但绝不能容忍海内外商民合力要挟，更不会迫于社会压力而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西后万寿时，“各埠华商均发电恭祝，惟末语皆有请西后归政者。电到总理衙门，大臣竟将末语删去，乃进呈。后刚毅欲激怒西后，故将其事而直陈之，西后为之变色”[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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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等逋逃客，依然是当朝执政的心腹大患。政变以后，清廷虽然宣告概免株连，暗中却加紧严拿深究，1898年秋冬间，密饬各督抚查拿新党，1899年7月5日，又申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办康、梁党羽，并饬招商局于各埠细心访拿。[73]康有为几度隐约声称，各地华侨电请归政由保皇会所鼓动，只是对结果的判断在立储前后截然不同，此前以为：“此事但请归政，并无得罪，宜争忠义，万世流芳。”[74]此后则说：“及仆游海外，人心咸戴圣主，创为保皇会，从者数百万人。六月、十月纷纷电请太后归政于皇上，诸贼忌之。”[75]可见，保皇会开始是想借助西太后有意趋新之机，鼓动海外商民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达到归政的目的。不料此举反而勾起西太后的心病，触犯了守旧党的大忌。尽管康、梁等人提出过赎买政策，但是，要西太后和守旧党在这种形势下放弃权力，无异于让他们走上政治的不归路。于是后者选择了与保皇党人的预期完全相反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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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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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上半年，表面看来政变后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的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暗地里新旧各方的较量仍在继续，因此不时还有废立的消息传出。5月《字林西报》报道：“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为五王爷之孙者，西后恐不能复秉大权，实深焦虑。”《知新报》转载这一消息时，将信将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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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因光绪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将通晓医学被征召来京随同太医院诊脉的山西汾州府同知朱焜、广东驻防汉军监生门定鳌饬往原籍。此事非同寻常，引起海内外颇多猜疑。郑孝胥在9月8日的日记中判断：“此事何用宣诏？恐朝中有变。”[77]门定鳌回粤后声言：皇上实系无病，所有脉案，俱系太后令其照开，故门君愤惋请回。[78]同日香港《士蔑报》报道:}qc据上海某报之言，谓得接北京消息，知西后所造之铁屋，乃所以监禁光绪皇帝于其中，定于本月废位，而另以一九龄童子继位，仍以西后训政，此童子名溥巽，乃澜公之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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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该报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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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阴令心腹内监持密诏往与日本公使，求其转达日皇，设法相救，谓事机极急，稍迟则不独政权无再操之日，即身命亦恐不保。[79]这时京师内外，传言纷纷，互相歧异，真伪莫辨。或谓光绪病重，陷于慢性肾脏及心脏之痼疾[80]；或称春明大有佳音，康有为将归国[81]；或“都中消息，极为骇人”，令人不明就里，忧心忡忡，四处打听，“实在如何，尚望详示。外患如此，而继以内忧，恐人将乘吾隙矣”；甚至有传闻说，“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须有一番争论”。朝内各官分为两派，刚毅若回京，必然助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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