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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消息传至湖北，各官绅之有血性者，闻此耗如空中下一霹雳，是夕即纠合同志，拟抗伪旨力争，其首倡忠愤者则现任按察司岑春明[蓂]、道员郑孝胥，疏中所言，皆抗争篡贼为穆宗立嗣事。疏就即率同志往见巡抚于荫霖，请其署名。于公签名毕，又往见总督张之洞。不意之洞竟甘为贼党，力梗其议。岑君愤甚，怒掷所带冠于之洞案上，大骂曰：予不能臣事伪朝，汝不愿署名，宁甘心从逆，余等亦不屑强汝。此种人少一个未为少，吾等惟有伏阙力争而已。之洞笑慰之曰：愿公等将此事三思，少安勿躁。岑等遂拂衣而去，即日就道，由汉口出上海，直趋北京，其同行官绅，凡五十三人，拟拼命力争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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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郑孝胥日记，其1月27日阅报及电报知立嗣之事，虽有“亡矣”之叹，并与岑春蓂等人有所会晤，2月7日，又从汪康年来函所附寄的报纸得知经元善等电请亲政事，似并无激烈言行，岑亦没有离鄂意向。[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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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清议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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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官场中最能激发大义者自巡抚于中丞荫霖外，更有三员，一为署理鄂藩岑方伯春蓂，乃甘肃布政岑方伯春煊之弟，一为芦汉铁路总办张观察，一为两湖书院监督已革翰林梁太史鼎芬。闻该员等既得北京消息，即拟就折稿，恳鄂督张制军电请总署代奏，并求张制军及鄂抚于中丞一并会衔。迨二十六日梁监督亲谒张制军告以前事，制军面聆之下，不以为然，且谓其徒取罪戾。梁监督犹力争不已，谓我等如不获命，则必刻日入京上奏，决不迟疑。张制军谓监督果如此妄行，必无生还之望，请先赠以万金，俾作安家之计。监督却不受，即与各员航海入都云。[115]《与《士蔑报》的报道差距不小。即使如此，恐怕也不属实。张之洞告诉钱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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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为唐才常事极口诬诋鄙人：一、朝廷电询废立于鄂，我允之。一、鄂电请诛戊戌六人。一、于中丞、梁星海及鄂官五十人谏阻立嗣，我力阻之。可骇，可怪。阁下在京在鄂久，果有此事耶？[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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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海外各埠华人商民的反应要强烈得多。自1月27日总署接到经元善等人的电稿后，“谏阻废立之电，踵接于道，至有四十六次之多。某日政府接电，一日竟有十二道”[117]。暹罗、新加坡、巴城、檀香山、金山、吉隆、海防、河内、南定、新金山、雪梨、菲律宾、仰光等地华侨再次发电总署，阻止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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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康有为的表述显然并不以经元善为发端首义，他开始一味强调保皇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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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月，决行废弑皇上，而立端王之子溥儁，以绝天下之望。乃尚未举行，消息甫传，薄海内外保皇会众，先为力争，先后发电者四十六处，一电皆数万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太后及端王、荣、庆、刚诸贼皆畏慑，不敢遽行废弑，改为立嗣。故虽改元为普庆，而未能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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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虽提及经元善等人，但列在海外保皇会电请之后，且故意突出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所谓立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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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康有为早在海外，联结各埠咸开保皇之会，凡数百万人，驰电京师，请救皇上而废伪嗣，凡四十六埠，共四十六电。一埠之中，多者至八万人，唐才常在上海与知府经元善纠合千人联名电争，那拉乃畏人心，不敢遽发，否则今年已为普庆元年矣，皇上不知何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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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更索性改为上海方面的行动也由其发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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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去年十二月贼臣载漪、荣禄、刚毅等同谋废弑，更立溥儁。臣逖听闻，忧惧无措，乃电告各埠，驰电力争，莫不眷念圣主，同心愤怒。一埠之中，多者数万人，少者数百人，奔走联名，若失慈母。举人邱炜萲忠义愤发，实总其事。臣时在港，又电属上海各省同志，并驰电争救，薄海震怒，咸欲致死，诸贼遂生畏惮，未敢遽惊乘舆，改名皇嗣，饰以恩科。[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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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康有为致函赵曰生，对此事的描述已经变成未卜先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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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立嗣之事，吾适先返港，廿日阅报，知崇绮起用，吾即知废立，即预各埠，得以力争，皆于廿三四到京，故得不废。不然今为保庆二年，上亦废弑久矣。[119]不经意间，康有为与保皇会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1924年为唐才常撰写墓志铭时，康有为进一步放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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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吾居港，阅报，见崇绮预备召见，知德宗将废弑，以崇绮为穆宗毅后父，向为那拉后所恶，光绪二十五年来，未尝一召见也；今特召，必为穆宗立嗣，则德宗危。先是，吾开保皇会于美洲、亚洲、澳洲，至是凡四十地。乃遍电各会，告以将废弑，令各电各国驻京公使，求阻废立。二十三日，各使得电，而无此事，咸嗤其妄。翌日二十四日，溥隽立，各使大惊华侨之先知，各持电质外部。时李文忠公主外部，持各地保皇会数十电及《霍光传》示荣禄，荣禄惧色变，乃弭不弑，遂与载漪、刚毅等仇外，决用拳匪，逐戮外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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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清楚康有为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故意为之，保皇会在电争复政反对立嗣一事上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过程并非尽如康有为所述。康有为组织保皇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海外华侨商民，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该会甫一成立，就掀起新一轮的电请复政热潮。1899年10月，新加坡华侨邱菽园等人电请复政，引起保皇会的注意，徐勤等人遂前往南洋活动。11月后，康有为等人见沈鹏请杀“三凶”及金梁请诛荣禄各书，感到“诛奸救皇，肇其端矣，吾党勉之”[121]，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各地保皇会电请复政。为此，保皇会草拟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还编制了格式化的《商民请慈禧归政折》，其制于具体地名、人名、时间留空，以便填写。[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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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君勉君在暹罗孟谷城……君勉密报，暹中同志，颇慕星洲电安之举，欲踵行请后归政故事。萲即寄红白禀与之矣。暹多潮人，君勉言语不通，亦一憾事。”[123]康有为致函邱菽园时则提到：“公真有回天之力矣，望即联各商人（另函望抄示各埠，并告雪厂），各商埠轮流致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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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康有为对于局势变化的把握还不确定，一方面对西太后有意新政的传闻抱有希望，“迩闻那拉后有一言曰：荣禄误我。又与皇上求雨，指天自誓曰：吾他日必以政权还汝。是显有悔心，而不即归政者，阻于贼臣故也”。认为只要先行除去荣禄等篡废之贼，“则上位立复，新政立行，中国立救”，“若我同胞四万万人同心发愤，以救圣主易易耳”。同时又对光绪病重的传闻再度增多和清廷不时披露一些负面信息十分担心，于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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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先上书太后，请归政皇上，各埠分上，次则电奏，再次则合各埠签名千百万，公请归政，陈说利害，人心拥戴。西后已悔，当肯相从。否则亦畏人心，不敢害皇上。同志再行设法签名，以多为贵。[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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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保皇会组织海外各地华侨接连不断地电请归政之际，清廷宣布立储，经元善等人发电谏阻，声震海内外。保皇会对此反应极为迅速和强烈，《清议报》印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随报派送，其中夹传单一纸，即1月27日上海合埠士商泣血公启。[126]先此海外华侨要求复政，有的已经含有反对废立之意，如美洲各属保皇会的电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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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阅西报，谓皇上将有逊位之变，于今岁元旦，别立孺婴，以继大统。民等远闻之下，惊疑沸腾。伏思我皇上君临天下二十五年，功德在民，绝无过举。皇太后仁慈天纵，为国忧劳。当兹外患交迫之时，何至为此不祥之举。西报虽传是说，识者信其必无。但小民浅虑，惟抱愚忠，一纸传闻，万家号哭，仓皇奔告，吁地呼天，咸谓历朝权奸篡逆，皆先立幼主，遂移山河。民等受今上皇帝之恩二十余年，唯知有今上，不知有他，宁为鲁连蹈海之奇冤，诚不忍见汉献禅让之惨变。绅商等随处晓谕，力争其诬。无奈万口沸腾，惊疑难释，为此联名叩禀代达圣慈，恳请即降懿诏，归政圣皇，屏斥权奸，复行新政，庶几解海外之忧疑，免强邻之借口，商民等不胜大望。[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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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求复政与反对立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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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暹罗、新金山、雪梨、温哥华、二埠、巴城、檀香山、海防、河内、南定等地华侨，先此本已电请归政，闻讯再度致电，反对立储，新加坡华侨还致电英、日、美三国驻华公使以及英国外交部，恳请保全皇帝，出力救上。仰光华侨则致电日本天皇和英国驻华公使。[128]暹罗华侨分别致函李鸿章、张之洞，鼓动响应。但也有部分地方的华侨在立储之后才开始电请复政。《知新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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