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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逆以其子既立，而内畏保皇会数百万众，外畏各国，不得逞，又虑废弑皇上，各国或行干预，故于十二月欲行废立，先于十一月下一伪谕，言各国以强力压中国，各督抚皆存一私字于胸中，后此若各国有事，各督抚当即开仗逐敌，无得畏葸。此时中外无故，忽下此谕，中外惊矣。……逆端王欲觊觎神器，庆王、荣禄、刚毅既为首谋废弑皇上，赞助立端子之人，事难中止，故皆辅媚端逆，欲成此废弑之举，而虑保皇会新党人数之多，非另结民间一大党无以敌之。董福祥部下素多拳匪，于是二月之时，荣禄献策，逆端决计，通拳匪以敌保皇会，以恶仆变用西法之故，而恶及各国人，更虑废弑而各国干预之，于是端、荣、刚诸逆决计攻杀西人，以绝其干预，而千端百计，皆为废弑皇上而起。[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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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生动的描述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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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嗣之诏既下，载漪谓其仆曰：“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至夜寂然。初二日载漪又命仆备茶点，至夜又寂然。初三日载漪复命仆备茶点，至夜复寂然。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有满汉官员之谒见载漪者，载漪辄谓之曰：“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叩之曰：“汝欲剑仙侠客何用？”答曰：“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于是义和团之祸，胎于此矣。[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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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认定立储为废立之先机，而一般传闻，也指立储是不得已求其次，因而主张废立的守旧大臣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据说1月24日宣布立嗣后退朝，“刚毅、赵舒翘颇有后言，大意谓立嗣而不废立，非计之得云”[150]。“徐、刚、漪、崇辈稔知太后久已褫魄于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气。于是急煽拳匪，不数月而燎原势成。”[151]成因虽异，结局却大致相同，在排外复旧的鼓噪声中，中国一步步陷入内外交迫的亡国危机。戊戌政变以后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终于无法化解缓和，不得不以外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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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执政的倒行逆施令一班宦术娴熟、守成持重的老臣感到左右为难。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或本人多少了解国内实情和世界大势，或受身边幕僚的影响，主张中国实行变法维新，但反对康有为等人的操之过急，不能容许变法的结果导致其权力的削弱丧失。虽然张之洞、李鸿章曾一度表示对变法派的善意，通过政变将康有为等一班日益受到重用的新进赶下台，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亦与赞同。但是政变后当朝执政日趋明显的排外复旧，却势必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同时经验告诉他们，任何正常的执政者，都不能与人心大势背道而驰，因此他们有的甚至不惜与朝廷正面抗争。戊戌变法期间，刘坤一态度消极，抵制躁进，用他自己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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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于新法初行，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忽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新法如改练洋操、设添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改变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而康有为等遂进离间之言，敢为挟制之计，若非立时破败，大局尚堪问乎！[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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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他却敢于抵制停罢各项新政事业的朝旨，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农商类的学会、学报不应在禁止之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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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变，他们或对当朝执政若即若离，阳奉阴违，或在执行镇压保皇党的朝旨同时，又与保皇会及维新人士暗通消息。尤其是李鸿章，各方敷衍，到处示好，几乎千人千面。[154]立储宣布，李鸿章认为：“为毅皇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同时又指责“康党造言生事，鼓惑各埠愚民，嚣然不靖，借以敛资，实为乱根”。[155]张之洞则犹豫不决，先后咨询闽浙总督许应揆、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陕西巡抚端方、署理两江总督鹿传霖的意见，并观察其他督抚的反应，又要等待部文，对于贺折的内容形制，也颇费踌躇。他还特别担心保皇党借机对其进行攻诋，专电驻日公使馆的钱恂，告以“立嗣乃本光绪五年懿旨上谕，京师并无他说，各使馆亦具[俱]安静。康党造谣煽乱，诬诋慈圣，各报妄传，深恨仆之攻驳康学，故于仆极口诬诋，谓京城有大举，鄙人已允，骇愕已极。中国体制，岂有一外臣与秘谋之理？”希望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在华各日系报刊，阻止发表于之不利的报道。[156]反倒是被暂时解除兵权的刘坤一，较早具折叩贺天喜。[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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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和其他维新人士对于南方几位重要疆吏的态度颇为矛盾，双方旧日互相交往，政变后仍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暗中有所交易。趋新各派显然知道这几位督抚与守旧党的主张不同，在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试图分化利用，不断通过各种机会和形式劝说各督抚改变立场，举兵勤王，同时又不相信这些位居显要已然老迈的封疆大吏有此胸怀抱负，内心仍将其视为守旧后党的同道。在他们确定的勤王政治道路上，这些清廷大员如果不能给与支持或表示赞同，就只能被当作绊脚石，列入扫除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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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中枢、掌控大权的荣禄，被保皇党认为是戊戌政变的罪魁祸首，但其人“险而巧”，与“悍而愎”[158]的刚毅又有宿怨，用骑墙政策[159]，表面虚饰，这是造成戊戌后中国政局异相的重要一环。康有为对荣禄深恶痛绝，而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与荣禄沟通协调，张之洞则与之不相往来，很难用某一方的态度立场作为观察甚至评判的标准。可以说，经历了戊戌到庚子的一系列政治风波，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庚子年南北朝野之间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正是那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演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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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第8章第3、4节。西太后杀人，公开宣示的理由不一定完全反映真实想法。据说“皇上谋围颐和园谋杀太后，人人言之，若追究所据，则言人人殊；变衣冠亦有言者，追究之亦如此；是以知皆莫须有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1页）从近年所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可见，当年坊间传闻，事出有因，当局知而不言，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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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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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玉卿编：《戊壬录》，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1卷，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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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柏岩集》，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68页。有关记载，该书多已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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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寄总署》，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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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58—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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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刘张优劣》，第58页。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编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6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三章《政变之后》第二节《法医入诊》和第三节《己亥建储》，叙述相关各事最为详尽。其判断后一事在1898年冬，当据王照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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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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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第3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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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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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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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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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戊戌变法》一，第413—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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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82、1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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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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