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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清廷所抱的万一期望自然会破灭，盼来的是当朝执政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密令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保皇会明白双方的矛盾已至生死存亡，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的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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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所说的“去年决计用兵”，具体而言是“自正月发策”[10]，即1900年2月才决定用兵方略。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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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11]尤以广西为勤王正军的发难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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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叡（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邱菽园等；梁启超、梁启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华侨的捐款事务；罗普（孝高）、黄为之、陈国镛（侣笙）、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广）、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刘桢麟（孝实）、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以为响应，大有一鼓而成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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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具体方案不断有所调整，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因为广东“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其难在“许应骙党羽颇盛，而又有李鸿章为之督”；福建官场人才绝少，帑项支绌，只要能招抚南北洋海军管驾，招募湖南游勇，拥立有声望者，亦可号令下属。[12]不过，康有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邱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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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13]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14]。所谓南关一路，指广西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15]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四章《广西两革命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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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翁陈氏，广东人也。明治二十三年（即光绪十六年）予与彼会于上海之客舍，身长六尺余，眼光如炬，无一言苟且，举动甚沉重，盖革命中之极有手段者也，驻广西南关□□，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乱匪，或即彼部下之壮士欤？[16]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主将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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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计划，梁启超略有异议。他虽称“此诚第一著”，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主张“必先取粤”[17]，以立根本，壮士气，开新府，示文明，办外交，防止孤军深入，列强干涉，尽早打出新政权的旗帜。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而广东准备不足，梁启超接受几位美国人的意见，提议用百万筹款之半数招募菲律宾散勇，以图广州，收“大壮军容”[18]，节省费用，“东西兼顾”，“不分翼军之力”[19]的奇效，与原定方案相辅相成。为了抓住这“第一绝大机会[20]，梁启超一面亲自物色人选，一面请容闳出面接洽。此外，他还通过叶湘南、罗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养毅打听，能否雇佣500名日本将士，携带武器，由港取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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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对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康有为后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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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绂丞，唐才常；羽异，陈翼亭；井上，应为梁炳光。[22]，以及各地的会党绿林，并争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23]。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24]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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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翼亭准备起自南关，而负责广东军务的梁炳光则抵达香港，要求在总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澳门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他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准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并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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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26]，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门存款若干，无从遥断”[27]。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28]。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觉任母病归省，梁启超又极力举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六七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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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先画江以待力足”[30]，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了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31]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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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月发策后的战略方向选择，康有为后来对梁炳光解释道：所定专意湘桂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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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南来时，亦曾谋告，而足下以为然，岛公亦然之。不幸孔青南关事泄，故迟延少有支离。至五月时薄伐不成，仆又决策，主将所有人才饷项兵械，尽从事于西。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盖欲聚而致力于西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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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决定向西，与广西人士的要求关系密切。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请约期发动。[33]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的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34]，这时已与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35]康有为认为，广西方面“一有小山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鄂湘生意，真天赞也”。[36]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6月2日，康有为下令改变战略方向：“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37]其实，前此广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以候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坐失良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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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的局势，康有为制定出相应的完整方略，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湘南、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等九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39]，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届时广西各路伏莽“已全归我牵制”，驻桂清军唯一可调之兵为戍边的苏元春部，鞭长莫及，由唐景崧驻守桂林，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统帅，坐镇中军。这时湘鄂两省清军兵力或分散或单薄，在黄忠浩所部防营及新党志士的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各部湘军。接着，勤王军以两万装备优良之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山东大刀王五、镇江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趁清军腹背受敌，一鼓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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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详细的用兵方略，起于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武昌、江淮、山东等地，则是响应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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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邱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41]，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邱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捐赠；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到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众并上，必取之也。”[42]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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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西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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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知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一直是影响保皇会广东方面行动的要素之一，开始试图以暗杀除去，以后又一度计划“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借以收示人文明，“寒奸党之心”[43]，易办外交，安静地方等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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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保皇会全力向西，但仍留连于东，派眼线住关房，“打探实真（二九）情形，若必不能，则专西事”；同时继续要求澳门总局对“刚事必极力招呼”。[44]康有为所发指令表明他依然举棋不定，既要求“先将全款办翼军事，一文不留，一事莫支”，“聚精神，聚全款，聚人才，专应翼军，赶速应之”，又声称：“军事难定，原难遥制，汝等可相机酌之。若廉处一举，当此人心，可四处应，如火燎原，惟今之时为然。如此，又不必泥翼之一军耳。或粤中可取，则先图之。计二九当此必大动心，或可为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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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李去，广东各事自较易办。”[46]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等：“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广东方面仍由梁炳光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的狮岭或曹涌，假清军刘永福旗号，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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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动用广西一路的勤王正军，反映出康有为有过弃桂图粤的念头。但同时他又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47]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这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举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人马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也”[48]1900年6月27日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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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粤的最终目标是北上勤王，6月下旬，康有为函示徐勤等人：“若布置停妥，则并力西向，较为长策。”[49]广东“有刚统大局，有版、品、林诸人，或可以守，则羽异往西亦极稳”[50]。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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