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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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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4年七八月间，梁启超致函蒋智由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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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诇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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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虽然认为“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所志”[195]，继续支持张学璟、罗孝通等入桂起事，可是急切间难以再举，只好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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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寄附金也），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所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赘泽即骄奢也），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197]。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各埠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198]康有为则一意孤行，坚决反对再用武力。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橘次慨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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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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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泽秀男：《自立军起义について》，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年版；汤志钧
:《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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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280页。编者系是函为“光绪二十六年作”，然函中有“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以及“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当写于1901年2月底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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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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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1—382页。译文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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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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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复腾芳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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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70—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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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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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皇会草略章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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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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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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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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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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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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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6页。1900年4月9日梁启超致梁启田函中提到：“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南关即广西镇南关，当时驻镇南关清军多为广勇，保皇会也在龙州一带联络游勇。但井上雅二日记称广东南关。另据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陈部驻广湾（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所以康言及陈的正军行动时，屡用“捣西”“往西”字样。而且陈部运械用轮船，经梧州上下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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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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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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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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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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