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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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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1900年4月5日《与湘孺两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1900年6月21日，梁启超函告柏原文太郎：现在款资不足，南洋约10万，布哇六七万，桑港加奈陀不过四五万，实际不足30万，南美或10万内外，澳洲两三万之间，不得已，与一二美人商议，募集外债（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6—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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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赫钦为檀香山有望商家，曾在北京李鸿章座中见过梁启超，戊戌政变时亦在北京。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即与之交往，考察月余，乃与商大事。“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按即梁启超）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弟子决于下月偕往，惟彼在檀，薪工甚昂，与之同行，六月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尝其利益。既与檀中同志共商，皆谓此人可信，孤注一掷亦无妨。现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带一极精密之译人同往。”后因疫防未解，梁启超不能赴美国大陆，只好专托赫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213页）。1899年底谭张孝函告康有为：“华盛顿有美人富绅伊士打，愿以一二千万助长者救中国。”后者以为“此为救中国一大举，当亟亟细查之”（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5—26页）。4月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弟子之欲言有待者，实因有可待之道也。即前日所言某西人之事是矣。此人昔曾与于古巴之役者也，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者也。彼今受吾二万金之重托，弃其现做之商务而奔走此举，彼之意谓事之成可以十有八九也。虽属意外之望，然既有此布置，似不得不待之。且此事若成，不特得其资财，亦且得美政府之助，又得人才之助也。盖其人既能出此巨金者，必在美为有望之人。而彼既有有所利而为，则必欲其底相成，其必不能不设种种法以助我，此人情也。故弟子之意，欲待此举之成否，然后举其他。尽六月杪必有实消息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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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900年10月17日《与同薇同璧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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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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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引自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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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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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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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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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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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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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各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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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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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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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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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1903年9月1日《与穗田二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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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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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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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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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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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无疑是庚子勤王运动的要角，不过，勤王并非只是保皇会一家上演的独角戏。唐才常的战略目标由北上勤王转而南方立国，重要原因是南方党人不仅有联合之意，而且出现了联合之机。从正气会到中国议会等一系列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各派联合的共识。戊戌政变以后，内乱外患交乘，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各种势力竞相登台，试图救亡变政。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得到趋新各派的支持赞同，更具声势。只因国会的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当时资料又付诸阙如，事后回忆则真伪莫辨，一直难以了解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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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录了孙宝瑄日记中的有关部分，立即认识到这是关于国会“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因为对此重大事件，“《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询问当事人如张元济、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领”。[1]可惜抄录仅十余页，后来日记的己亥、庚子等册又不幸毁于兵燹，难以释读其中的人与事。有人视抄件为孤证，将信将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忆，而不以日记为定凭，订讹补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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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井上雅二日记的发现和中国《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宋恕集》等资料的出版，使得有关史料大为充实，有关人事的明暗各面逐渐显现。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2]不过，因事出极密，当事人的函电大量使用隐语暗码[3]，所涉及的人事至为复杂，各方记述不一，加上后来人为因素作祟，阅读理解诚非易事，迄今未能充分利用。或者虽然使用，也难免各取所需。有的则为表面意思所迷惑，不能以公私明暗各种记载相互参证，读出史料所隐含的本相。在解读史料，考辨史实的基础上重建国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庚子勤王运动，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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