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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陶季邑教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其考证仍嫌粗疏，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21]充分利用各种新出史料，考校比勘既有著述，在正气会成立的时间、人员、宗旨、活动，正气会、自立会与国会的关系，以及汪、唐两派的分歧联系等方面，仍须进一步澄清史实，探索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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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会的成立，应在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研究该会的历史，首先应区别史料的性质和价值。就目前所见，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宋恕的日记信函距事最近。田野橘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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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其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新派来者，即周某、汪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实膺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有人怀疑此说的可靠性。为证实其说的可信程度，首先讨论以下问题，其一，哥老会首领是否加入正气会；其二，唐才常是否正气会首领；其三，田野橘次与正气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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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哥老会来者，应为张灿（尧卿）、辜人杰。容某可能指容星桥，要某不详。张、辜二人主要是1899年10月上旬在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合组兴汉会的两湖哥老会首领的代表。唐才常得知兴汉会成立，函邀林圭回国，准备依靠被兴汉会排斥在外的谭嗣同旧部师襄，以湖南为中央本部和活动基地，伺机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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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林圭等人抵达上海，下旬，和沈荩、田野橘次等出发赴湘。因白岩龙平、宫阪九郎、荒井甲子之助等人的阻挠，赴湘计划无法实现，临时改到武汉寻求发展。这一变化，导致两方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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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下，以开设旅馆名义，在汉口设立联络机关，与参加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建立关系。12月，林圭、田野等与张、辜等一众哥老会首领26人聚会于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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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组成正气会。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并无所谓阶级基础之类的限制，因为正气会同样有联络会党武力变政的秘密宗旨和活动。汪康年等人也因此而结识张、辜。只是革新派的活动可以公之于世，为外圈；与哥老会的联系必须暗中进行，为内圈（详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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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唐才常，确曾担任正气会首领，其正式名称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22]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不少资料说唐才常担任国会总干事，实际上国会并无此一职位，当是与正气会干事长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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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人是正气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始终关注该会活动。田野橘次所说“周某”，即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他于1899年10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出国前在上海与唐才常、汪康年、文廷式等人有所交往。[23]在日期间，曾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晤谈。[24]是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美洲，周善培随即离日归国，恰好赶上正气会的成立。他后来回忆唐才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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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我由日本回到上海，表面是住栈房，实际在他家里睡了十几夜，都是谈到深夜，不能走了，就留宿下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富有票的办法。基础是建筑在结合一般帮会朋友之上，每天往来的尽是四方帮会的朋友。他说四川帮会是几百年来具有组织的团体，要我到四川去担任四川哥老会的责任。周善培告以帮会有形式无组织，没有政治思想，附和者无非为了升官发财，且不能保守秘密。他本人年轻，又是官场子弟，与哥老会难以接近，即使设法入会，要熬到大哥，需要十年。因此联络会党只能作响应，基本的工作应运动军队，如湘军等。沈荩表示已有联络湘军的途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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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介入正气会事务很深，作为该会掩护的东文译社，即以田野的名义登记，所记有关正气会的活动多为其亲历之事。他指出汪康年、欧阳柱、丁惠康、叶瀚为与会的革新派成员，还不足为奇。但知道在沪时间很短的周善培，则必定深悉内情。[26]此外，田野在武汉结识了两湖哥老会首领，1900年初唐才常曾打算让他率人北上实行暗杀，时任驻南京湘军营官的辜人杰又告以长江举义计划，这样，他对正气会两派的内圈外圈活动均知之甚多，所记可与其他资料相印证，非道听途说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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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正气会成立的时间。胡珠生据宋恕日记，定为1900年2月22日正式召开大会于绳正学堂。而从周善培、唐才常等人的行踪看，正气会的成立不会晚于1899年12月25日。根据之一，周善培是12月26日离开上海的，次日他曾在镇江于舟中致函汪康年，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27]根据之二，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即赴香港，从香港银行领取邱菽园的三万元赠款。据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和狄平、师襄等一行三人，于1900年1月5日购船票出发。此事有周善培函为旁证。1899年12月31日，周归途于九江函询汪康年：“佛尘行乎？”[28]白岩龙平1月11日的日记称：“唐才常从广东归，来访。”[29]1900年9月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函也提到，唐才常“去年十二月来盘桓数日，今遂永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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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文所引宋恕等人的记述，已清楚表明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底。如海州黄受谦于1900年1月初致函汪康年，告以“海上新创正气会，睹斯会，心焉喜之，特未知宗旨耳”[31]。宋恕1899年12月30日与孙仲恺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字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32]由此返观宋恕日记摘要各条，己亥（1899年）十一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实为记述该会的成立。十二月初九（1900年1月9日），“候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候石芝（欧阳柱），石芝所见与我同”。应指劝告正气会不要继续活动。至于其庚子正月廿三日（1900年2月22日）在“绳正学堂大会，始识丁叔雅”，并未指明此会与正气会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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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恕生性畏怯，不敢列名反对立储通电，与唐才常、丁惠康等又不熟悉，他于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认识唐才常，整整四个月后还是“得见尚希，其深未悉”[33]。加上日记仅存摘要，所记只能反映他本人对正气会情况了解的程度，而不足以确证正气会的组织活动。况且他既不赞成立会，似不会出席正气会的成立大会。胡文力图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著述的谬误，但片面从宋恕的角度立论，不免矫枉过正，反倒难以辨清事实。后来廖梅依据井手三郎日记，确定正气会的具体成日期应为1899年12月24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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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会成立不久，唐才常、汪康年两派就发生摩擦。[35]该会依会章选举汪康年为会长，实权却握于唐才常之手。井上雅二稍后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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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冬兴起正气会，汇集四十余人，汪康年为会长，不任办理之事，实权差不多集于才常一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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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既握实权，又得到邱菽园的大笔赠款，避开汪派，暗中从事内圈的活动，令汪康年感到不快。1900年2月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公在沪既无意趣，虽不因人言而离沪，又何不自为而离沪？”[37]汪康年开始打算另立门户。3月12日，夏曾佑从安徽祁门函询：“公与浩公私之计若何？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以后又迭函询问：“别会成否？中有西人，则有宗教可淘气耳。”“正气能又摇身一变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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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月间，远在四川的周善培辗转接到汪康年3月底的两封来信，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大感“太息”。并说：“仆于四川叹其孤立，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39]这时两派的冲突已经表面化，唐才常平息不了人多势众的江浙派的不满情绪，干脆将干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浙派领袖之一、性喜任事的叶瀚，集中精力筹划自立会和长江大举。于是汪康年等改变初衷，试图在东西外人的帮助下，改造扩充正气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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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正气会时期的角逐，中国议会成立时，汪康年一派乘势抢占上风。他们在上海活动已久，交游甚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窗、同年、同僚、同宗、姻亲、世交等多重社会纽带关系，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对沪上士林举足轻重，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上海的各省新党志士。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叔，一为族弟）；叶瀚与汪康年同乡，少年时结识汪康年的表弟夏曾佑，又与汪康年为挚友，1894年由汪康年引荐，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与陈三立、邹代钧、谭嗣同等深相结纳。1897年在上海与汪康年等筹开蒙学会，创办《蒙学报》。[41]孙宝瑄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稿人，戊戌前，他和另一干事胡惟志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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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从蕃的情况较为复杂，他曾参加公车上书及保国会，与康、梁一派颇有渊源，井上称之为唐才常派的驻京代表。但他1895年即在江西结识汪立元、狄平，到沪后与孙宝瑄交善，1898年12月，与孙宝瑄、胡惟志等重开雅集，谈论新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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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孙（兆祉）与谭嗣同同为欧阳中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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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考据学致力颇深，词章绵缈处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学，时时谈西法。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欢甚。但稍觉其不脱经生气。东事后，久不相闻，迩忽得其书，言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不知中作何等语？渠意以为学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学最上；农矿工商有益于贫民者，亦不可缓；兵学最下。不审《仁学》颇及上一路否？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图小沂猛进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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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为此函告唐才常：“足下闻同门有此人，亦必为轩渠一乐。”[44]《戊戌皮锡瑞往江西，与沈兆祉“谈时事，甚壮，劝彼力开学会、报馆”。随即在江西会馆开会演说，“小宜说得甚畅快……出与小宜诸人谈时势”，讨论办报和阅报事宜[45]；又与之创立废时文会，提倡废八股改科制，并欲将章程等文献刊登于《知新报》《时务报》[46]；并共同“创设茶会，借曾文正公祠为会讲堂，仿照西法讲论一切时务时事，使士农工彻中外大局，复劝勉多购各报，互相会议，俾知万物本有合群之理”[47]。从人脉渊源看，赵从蕃、沈士孙与唐才常关系较深，但据井上雅二称，两人“与汪观点一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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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丘震的父亲丘玉符原为清驻日本神户领事，后归国旅居沪上，与汪康年有所交往，丘震因而得以结识汪康年、叶瀚等人，并参与雅集，曾致函汪康年，告以“公之报馆，浩吾之学堂，此二事无日不回九肠，足准交情之深，痛痒相关，虽欲置之不见不闻，不能也”[49]。1897年他与同人合组苏学会，会员中其年最少，与章炳麟甚相得，“时赴沪访君（章炳麟），称述其言行”[50]。戊戌后集资刊印《天演论》。[51]丘震病故时，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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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派士绅不但有社交密网，而且在独立自治思想的影响下，地域意识有所强化。戊戌期间，浙江学人即有兴浙学以结浙人的愿望。尤其是废立之争天下耸动，通电者“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53]。后来孙宝瑄不无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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