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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月间，远在四川的周善培辗转接到汪康年3月底的两封来信，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大感“太息”。并说：“仆于四川叹其孤立，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39]这时两派的冲突已经表面化，唐才常平息不了人多势众的江浙派的不满情绪，干脆将干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浙派领袖之一、性喜任事的叶瀚，集中精力筹划自立会和长江大举。于是汪康年等改变初衷，试图在东西外人的帮助下，改造扩充正气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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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正气会时期的角逐，中国议会成立时，汪康年一派乘势抢占上风。他们在上海活动已久，交游甚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窗、同年、同僚、同宗、姻亲、世交等多重社会纽带关系，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对沪上士林举足轻重，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上海的各省新党志士。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叔，一为族弟）；叶瀚与汪康年同乡，少年时结识汪康年的表弟夏曾佑，又与汪康年为挚友，1894年由汪康年引荐，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与陈三立、邹代钧、谭嗣同等深相结纳。1897年在上海与汪康年等筹开蒙学会，创办《蒙学报》。[41]孙宝瑄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稿人，戊戌前，他和另一干事胡惟志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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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从蕃的情况较为复杂，他曾参加公车上书及保国会，与康、梁一派颇有渊源，井上称之为唐才常派的驻京代表。但他1895年即在江西结识汪立元、狄平，到沪后与孙宝瑄交善，1898年12月，与孙宝瑄、胡惟志等重开雅集，谈论新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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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孙（兆祉）与谭嗣同同为欧阳中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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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考据学致力颇深，词章绵缈处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学，时时谈西法。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欢甚。但稍觉其不脱经生气。东事后，久不相闻，迩忽得其书，言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不知中作何等语？渠意以为学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学最上；农矿工商有益于贫民者，亦不可缓；兵学最下。不审《仁学》颇及上一路否？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图小沂猛进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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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为此函告唐才常：“足下闻同门有此人，亦必为轩渠一乐。”[44]《戊戌皮锡瑞往江西，与沈兆祉“谈时事，甚壮，劝彼力开学会、报馆”。随即在江西会馆开会演说，“小宜说得甚畅快……出与小宜诸人谈时势”，讨论办报和阅报事宜[45]；又与之创立废时文会，提倡废八股改科制，并欲将章程等文献刊登于《知新报》《时务报》[46]；并共同“创设茶会，借曾文正公祠为会讲堂，仿照西法讲论一切时务时事，使士农工彻中外大局，复劝勉多购各报，互相会议，俾知万物本有合群之理”[47]。从人脉渊源看，赵从蕃、沈士孙与唐才常关系较深，但据井上雅二称，两人“与汪观点一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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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丘震的父亲丘玉符原为清驻日本神户领事，后归国旅居沪上，与汪康年有所交往，丘震因而得以结识汪康年、叶瀚等人，并参与雅集，曾致函汪康年，告以“公之报馆，浩吾之学堂，此二事无日不回九肠，足准交情之深，痛痒相关，虽欲置之不见不闻，不能也”[49]。1897年他与同人合组苏学会，会员中其年最少，与章炳麟甚相得，“时赴沪访君（章炳麟），称述其言行”[50]。戊戌后集资刊印《天演论》。[51]丘震病故时，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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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派士绅不但有社交密网，而且在独立自治思想的影响下，地域意识有所强化。戊戌期间，浙江学人即有兴浙学以结浙人的愿望。尤其是废立之争天下耸动，通电者“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53]。后来孙宝瑄不无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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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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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同时，借助地缘纽带增强巩固集团势力。同时，汪康年个人又长于社交，汪诒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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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好客，出于天性，在两湖书院时，凡名流之客于张文襄者皆与纳交。其后设《时务报》于上海，则凡在上海之名人，于政治、学术、艺能、商业负有声誉与夫来上海者，无不踵门投刺求见。先生亦无不迎候访问，夕则设宴以款之，相与谈天下大计，或咨询其所长，或征求其所闻见，故于各地之人情风俗，与其人之性情品行，无不明瞭。尝手辑一书，取平日所见之人，分省隶录，并详著其所长，题曰：曹仓人物志。其留意人材如此。先生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愿一见先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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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唐才常在社交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这不仅因为戊戌前在上海与江浙派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与之相较，唐才常、沈荩的资历、根柢稍浅，而且由于唐为人“深鸷”[56]，“素不习外交”[57]，单凭个人活动，很难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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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汪、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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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会两派的分歧摩擦，并未因国会的成立而消除。双方的矛盾，不仅一直妨碍彼此间有效的协调合作，而且最终导致国会瓦解。井上雅二曾叹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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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议会之始，康、汪两派之间，互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及至唐等之败，而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夫两派既经破裂，则议会亦由是散耳。[58]导致两派矛盾的主因，通常认为是宗旨不合。关于国会成员政见与方略的差别，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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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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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从排满的角度立论，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60]。因不为同人接受，愤而退会。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指责“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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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瑄稍后曾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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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62]如此，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瑄与章炳麟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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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则《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类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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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函告章氏：“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其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这一次章颇震怒，示意绝交，而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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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瑄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但对清廷的变法并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出：“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64]，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孙“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65]。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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