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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民间各处都有私党，各种流派，有些纪律严明，而有些纪律松懈。他们有力量，联合起来也是可能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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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国会的目的，在于开创新国（首先在南方），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二、新政权将采用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国会即为开国议政的基础。三、总统将推举一位名人出任，人选包括光绪，却不以此为限。四、实施途径之一是派人到各省联络会党土匪武装。这个得到各方认同的计划及其实施办法，与唐才常派的宗旨手段没有根本不同。和章炳麟的分歧，也只在后者基于排满而排斥光绪为总统候选人以及满人加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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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人依据汪康年在《中外日报》的公开言论和对中国议会所定第一法“似易却难”、第二法“似难却易”的表态，认定“汪康年的基本见解一直未变，那就是始终把关注点放在南方，始终主张南方处理自己的政治，建立武装力量也是为了保证南方的安全稳定，对北方和全国将来的政治、清中央政府的正统地位不发表意见。而中国议会中的唐才常则想推翻眼前的清政府，创设全国性的新政府”。并据此将汪康年联络各地秘密社会的活动统统解释成依靠民间力量由士绅主持改革，似与史实本相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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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政府而言，秘密社会都是危及其合法统治的异端，何况联络组织各地的各类私党，必定对现政府的正统性构成直接威胁，因而当局绝对不可能容忍。对此汪康年不至于无知到失去基本判断。他从事此类活动均以秘密形式，即表明其十分清楚所具有的极端危险性。可以说，联络民间私党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否定现存各级政府的合法性。要想将此类行为解释为不触动北方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不得不曲解材料和前人心意，甚至将后来汪康年、叶瀚等人欲收拾自立军余部进入湖北宜昌、恩施一带深山的计划，也说成“大概是想辟地自行改革”[75]。若非太过书生气，未免有强史料以就我之嫌。除非证明汪康年缺乏远大抱负，因而不作全国政权之想，或者其政治目标不出于东南互保的界域，否则，其行为与任何土匪一样，已是对于清政府的公然反叛。近代中国的一般士绅，非到万不得已，当然不肯出非常手段，但当形势迫使其必须在国家社稷与君王之间权衡选择时，任何举动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何况汪康年结交三教九流，角逐政坛，这种万一的选择，不可能不在其考虑之列。政海之中，结交愈广者，心术往往愈深，其言行难以常理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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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与唐才常之间，确存在不少分歧，但关键何在，是否为战略方向的南北之分，则不无可议。最初康有为与唐才常为勤王制定的战略目标，当然是北上救主，复行新政。可是后来唐才常的观念有所变化，1899年11月15日，他致函康有为，鉴于“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建议成立南部联合机关，以为他日安内攘外的根本；并且认为北方尊王宜购死士实行暗杀，而自己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无从下手，将责任委与康有为，同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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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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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尊王，是康有为的固有旨意，南方自立，则是唐才常的新进见解。据此，一、所谓南方党人，既包括趋新士绅，也涵盖秘密社会。二、推光绪为社会领袖，恰是南方自立的举措，而非北上勤王的目标，前者为总统，后者为复辟。三、北上尊王为手段，南方自立则是立国根基，二者虽然并行不悖，似分实合，主次轻重仍然有别。唐才常之意，显然旨在说服康有为接受南方自立。四、南方自立的更深目的，在于防止事机决裂，进退得宜。唐才常没有明言决裂为何事，据当时情形以及相关者的看法，不难判断意指万一光绪发生不测，尊王失去对象，自立依然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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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的这一意见，与梁启超、汪康年的主张大体一致。只是后者更加偏重于各省自治，对于建立统一的南方政府心存顾虑。1900年4月，梁启超分别向康有为和孙中山进言，说服他们同意借勤王以行民政，举光绪为总统，并预防光绪万一不讳。汪康年认为推名人为总统的办法难以实行，其实在唐才常等人的计划中，名义上固然与康有为的主张不相冲突，实际只不过遥奉光绪为尊，重心还在经营长江流域六省自立政府。梁、唐、汪的政治倾向激烈程度有别，对于他们而言，希望政府能够顺应形势，主动改革，无疑都是首选。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与政府公然对立甚至推翻政府的立场。但戊戌至庚子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将趋新士绅逐一推向反面，而且令清政府自己走向崩毁的边缘。于是士绅不得不在朝廷政府与国家兴亡之间作出选择。像汪康年这样惯于结交九流者，政治权变远较一般人的幅度为大，不可以坐而论道者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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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等人不仅参与制定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计划，而且积极实行。国会一成立，即“不断接受带兵的官”[77]。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78]，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79]，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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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所派之人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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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实利办下交，“必须本会有一定凭及利益何如，方足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否则樽酒往还，中无实在，徒贻耳目之累，无裨爪牙之用”。因为“寻常之招集联络甚易，而欲其临时必为我用，必平日以利结之，方可得其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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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必己出”，“若以他人之文使为我用，其难与自撰无异，而流弊滋甚，自主无权，我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比比者皆为我之犄角，否则空为大言，求为彼隶卒且不录，遑言其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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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本会同人派一干练之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并加速筹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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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龉，终归于好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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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会还试图向湖北发展势力，通过派往扬州之人了解到，“本店伙计黄小琴，渠在宜昌，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希望“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据说“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82]汪康年等采纳这一建议，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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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汪康年一派决非仅以清议为变政手段。而且，至少在办事人看来，上述活动都应通过容闳、严复两位正副会长。扬州方面负责人要求派人驻镇江，即称：“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与黄小琴联络，也说：“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83]则其作为应视为国会的组织行动，而不是其中某些派系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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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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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等人联络民间势力武力变政，并非一时愤激冲动之举。早在1895年对日战败后，汪康年、夏曾佑、胡惟志等就决心破党会禁令，继明末遗风，仿泰西新法，结合士林正业，创立中国公会，联络举国人心志气，兼利天下谋裨国是。并力反文武士商暌隔之弊，接纳武侠商贾入会。[84]1897年德国占据胶州湾，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戊戌后，矛头转向顽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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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85]上的评语颇有同感。与汪康年熟识的吴桐林投入刘永福营中，招募散勇，“所遇各处有肝胆有血气之人不少，与渠辈相交，时时勉以信义，将来若有变故，渠辈咸大有可为。昨得台北义士来函，欲为中国洗耻。桐急驰函令其勿轻动，勿妄为，且劝渠等善留身体，以为保华之用”。他函告汪康年，拟借团练保甲名目组织保华会，求人心合一，设学堂练兵，又格外筹款，多买好枪炮，实施操练，“一旦有变，方足以备一战”。[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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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东游归来，又计划作湘中之行，“尽心察访彼间一切新政，纲举目张，天下之望，颇欲以此为汉河内、晋建业”[87]。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固亲贵大臣，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他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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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仆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此四方公司大兴之时，四川又商务最盛之地，仆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不胜忧念。浏阳前有要湖南伙计来川之说，此事甚不可迟。学堂之事以规矩束修之故，应者绝少。仆之初意，本意即学堂为公司章本，今日公司既难，学堂又窘，仆又不忘东南之事，或者秋间闭门南来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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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在各地联络会党，显然经过包括两派骨干在内的正气会领导层定议。国会筹备期间，虽然唐才常避开汪派经营自立会，但汪派内部商讨的行动方略，却与之不谋而合，这从夏曾佑措辞隐讳的信函中可以探知一二。7月3日、6日，夏曾佑两度致函汪康年，答复其五六月间的7封来信，中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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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新天地之方针，必须决定。二十周之大事即作此，几个土匪开头，不亦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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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山中太深沮，若能有一人来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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