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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等人不仅参与制定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计划，而且积极实行。国会一成立，即“不断接受带兵的官”[77]。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78]，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79]，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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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所派之人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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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实利办下交，“必须本会有一定凭及利益何如，方足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否则樽酒往还，中无实在，徒贻耳目之累，无裨爪牙之用”。因为“寻常之招集联络甚易，而欲其临时必为我用，必平日以利结之，方可得其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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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必己出”，“若以他人之文使为我用，其难与自撰无异，而流弊滋甚，自主无权，我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比比者皆为我之犄角，否则空为大言，求为彼隶卒且不录，遑言其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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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本会同人派一干练之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并加速筹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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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龉，终归于好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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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会还试图向湖北发展势力，通过派往扬州之人了解到，“本店伙计黄小琴，渠在宜昌，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希望“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据说“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82]汪康年等采纳这一建议，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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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汪康年一派决非仅以清议为变政手段。而且，至少在办事人看来，上述活动都应通过容闳、严复两位正副会长。扬州方面负责人要求派人驻镇江，即称：“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与黄小琴联络，也说：“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83]则其作为应视为国会的组织行动，而不是其中某些派系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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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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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等人联络民间势力武力变政，并非一时愤激冲动之举。早在1895年对日战败后，汪康年、夏曾佑、胡惟志等就决心破党会禁令，继明末遗风，仿泰西新法，结合士林正业，创立中国公会，联络举国人心志气，兼利天下谋裨国是。并力反文武士商暌隔之弊，接纳武侠商贾入会。[84]1897年德国占据胶州湾，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戊戌后，矛头转向顽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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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85]上的评语颇有同感。与汪康年熟识的吴桐林投入刘永福营中，招募散勇，“所遇各处有肝胆有血气之人不少，与渠辈相交，时时勉以信义，将来若有变故，渠辈咸大有可为。昨得台北义士来函，欲为中国洗耻。桐急驰函令其勿轻动，勿妄为，且劝渠等善留身体，以为保华之用”。他函告汪康年，拟借团练保甲名目组织保华会，求人心合一，设学堂练兵，又格外筹款，多买好枪炮，实施操练，“一旦有变，方足以备一战”。[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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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东游归来，又计划作湘中之行，“尽心察访彼间一切新政，纲举目张，天下之望，颇欲以此为汉河内、晋建业”[87]。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固亲贵大臣，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他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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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仆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此四方公司大兴之时，四川又商务最盛之地，仆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不胜忧念。浏阳前有要湖南伙计来川之说，此事甚不可迟。学堂之事以规矩束修之故，应者绝少。仆之初意，本意即学堂为公司章本，今日公司既难，学堂又窘，仆又不忘东南之事，或者秋间闭门南来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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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在各地联络会党，显然经过包括两派骨干在内的正气会领导层定议。国会筹备期间，虽然唐才常避开汪派经营自立会，但汪派内部商讨的行动方略，却与之不谋而合，这从夏曾佑措辞隐讳的信函中可以探知一二。7月3日、6日，夏曾佑两度致函汪康年，答复其五六月间的7封来信，中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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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新天地之方针，必须决定。二十周之大事即作此，几个土匪开头，不亦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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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山中太深沮，若能有一人来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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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言见异人甚多，望一一考定其来历与前途，即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其本人之有无作为，似不必深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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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函所商之事，今已十日，想形势大换矣，不知有何校[较]有把握之政策也。不得见面，言无可言，总以摆脱文士，疾忙下手八字望公而已。[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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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与后来汪康年所说国会秘密宗旨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两派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并无根本分歧。正是宗旨方式的一致，使心存芥蒂的双方达成妥协，维系联合局面。如果政见截然不同而汪派又控制国会大局，那么虽有容闳的支持，成立国会非但不能带给唐派合法依据与庇护，反倒成为束缚的羁绊，并增加暴露的危险，此举岂非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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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唐之间的矛盾摩擦，集中体现于自立会的活动。诚如胡珠生先生《自立会历史新探》所揭示，该会是唐才常继承谭嗣同遗志而倡议，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不过，唐才常开始并未以自立会的名义在国内展开组织长江会党的活动。直到1900年3月以后，他因与汪派的矛盾，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专心致力于策划会党起义，自立会的名目才出现于长江大举的筹备日程。这大概是不少当事人颠倒两会顺序的原因。4月，李金彪、杨鸿钧、林圭等人到沪，与唐才常计议，刻制富有票，散放邀人。[90]6月初，梁启超复函狄平，同意将富有票的灭洋改为自立或救国。[91]这些均未通知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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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后，派往扬州之人惊奇地发现，“此间竟有散给标识多人，云系长素所使，此事是否属实？抑系赝鼎？兄处乞为一探真伪为要”。“现在探得有托名新党，在江北散给票布，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弟密访其首事之人尚未得，不知何以托名新党也。”[92]汪康年等对此极为不满，怨气透过远在川、皖的夏曾佑、周善培等人的复函也反映出来，“浏阳之事，闻之长叹，当今日同志孤危之际，所以处朋友者，亦不能不筹完全之法。大抵不外遇事叫穿，胸无蓄怨，而出之以婉。人以离，我以合，如是庶几持久哉”。“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93]所以井上雅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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