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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东游归来，又计划作湘中之行，“尽心察访彼间一切新政，纲举目张，天下之望，颇欲以此为汉河内、晋建业”[87]。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固亲贵大臣，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他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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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仆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此四方公司大兴之时，四川又商务最盛之地，仆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不胜忧念。浏阳前有要湖南伙计来川之说，此事甚不可迟。学堂之事以规矩束修之故，应者绝少。仆之初意，本意即学堂为公司章本，今日公司既难，学堂又窘，仆又不忘东南之事，或者秋间闭门南来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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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在各地联络会党，显然经过包括两派骨干在内的正气会领导层定议。国会筹备期间，虽然唐才常避开汪派经营自立会，但汪派内部商讨的行动方略，却与之不谋而合，这从夏曾佑措辞隐讳的信函中可以探知一二。7月3日、6日，夏曾佑两度致函汪康年，答复其五六月间的7封来信，中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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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新天地之方针，必须决定。二十周之大事即作此，几个土匪开头，不亦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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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山中太深沮，若能有一人来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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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言见异人甚多，望一一考定其来历与前途，即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其本人之有无作为，似不必深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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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函所商之事，今已十日，想形势大换矣，不知有何校[较]有把握之政策也。不得见面，言无可言，总以摆脱文士，疾忙下手八字望公而已。[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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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与后来汪康年所说国会秘密宗旨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两派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并无根本分歧。正是宗旨方式的一致，使心存芥蒂的双方达成妥协，维系联合局面。如果政见截然不同而汪派又控制国会大局，那么虽有容闳的支持，成立国会非但不能带给唐派合法依据与庇护，反倒成为束缚的羁绊，并增加暴露的危险，此举岂非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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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唐之间的矛盾摩擦，集中体现于自立会的活动。诚如胡珠生先生《自立会历史新探》所揭示，该会是唐才常继承谭嗣同遗志而倡议，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不过，唐才常开始并未以自立会的名义在国内展开组织长江会党的活动。直到1900年3月以后，他因与汪派的矛盾，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专心致力于策划会党起义，自立会的名目才出现于长江大举的筹备日程。这大概是不少当事人颠倒两会顺序的原因。4月，李金彪、杨鸿钧、林圭等人到沪，与唐才常计议，刻制富有票，散放邀人。[90]6月初，梁启超复函狄平，同意将富有票的灭洋改为自立或救国。[91]这些均未通知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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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后，派往扬州之人惊奇地发现，“此间竟有散给标识多人，云系长素所使，此事是否属实？抑系赝鼎？兄处乞为一探真伪为要”。“现在探得有托名新党，在江北散给票布，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弟密访其首事之人尚未得，不知何以托名新党也。”[92]汪康年等对此极为不满，怨气透过远在川、皖的夏曾佑、周善培等人的复函也反映出来，“浏阳之事，闻之长叹，当今日同志孤危之际，所以处朋友者，亦不能不筹完全之法。大抵不外遇事叫穿，胸无蓄怨，而出之以婉。人以离，我以合，如是庶几持久哉”。“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93]所以井上雅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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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赞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全由康派与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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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长江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汪康年等人是知情者。国会派往扬州之人两度询问：“所候之张君已到沪否？”“所云紧要之人，是否君在轮船所遇之古辛否？”[95]当指张尧卿、辜人杰。汪派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唐才常不通声气，而不是政见方略。他们知道唐的密谋，既未叫破，也没有出手干扰。所以，当汪康年等为自立会事抱怨时，周善培劝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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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疑小嫌，肠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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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后，因会长容闳“深爱康有为之为人”，早在1900年3月访问新加坡时，即与康合作，代表保皇会试探英国殖民当局对可能发生的起义的态度，加上其族弟容星桥参与汉口自立军，唐才常开始将自立会的情况有意识地传递出来。井上雅二多次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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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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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纪律严格、铲除泄露军事机密者和奸淫者。像哥老会那样，以暗号对答。宗旨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虐杀外国人，盼望与外国人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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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中国自立会与中国议会是一致的，自立会已有了会印，数万人已签名。井上雅二到南京，即分别通过俞明震联络绅士和官僚，“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通过辜人杰联络武官，“使之为自立会的事而尽力”。[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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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国会，唐才常得到的最大实惠，是获得会长容闳的支持，将自立会与国会扭在一起，同时又能避免派系纠纷掣肘。他将自立会作为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国会的武装，并未经过国会领导层集体公决，所以汪康年等人不知道富有票的派属和内情。自立军失败后，孙宝瑄与孙多森兄弟“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98]。这大致反映了汪康年一派的意见。可见国会与自立会的确存在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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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汉口自立军文件最早使用国会名义的，始于庚子七月初八（1900年8月2日），内容为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发布篆刻关防，任命国会自立各军统带。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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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本国会驻汉总会，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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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应是唐才常在上海制作，或抵汉口后刻制而倒填日期（以征得容闳等同意的时间为准），以后一种可能性为高。因为第一，这时国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仅两天，汉口方面不可能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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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8月9日起义的大通自立前军，所发文告中没有中国议会字样，只标明自立会。[100]唐才常于8月9日乘船离开上海，8月13日（一说14日）抵达汉口，在此之前，汉口方面显然不知道唐已将自立会与国会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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