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5725
国会与南方几大督抚的关系耐人寻味。井上雅二曾作如下评论:
1706815726
1706815727
初，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于中国议会之事，不甚注意，亦甚不阻止。及后支那官吏之入会者渐多，而唐等又一败而不可收拾，于是刘、李二人皆有阻止之议。李尝正言曰：“破坏内阁，创立新政府，今之所谓维新党者，吾决不登庸之。”张之洞则自始至终与议会大相嫉恶，尝以解散及破坏为宗旨。及党祸频兴，唐才常等被获，议会因之解散，而张之心始快。盖张素与西太后有不可离之因缘，而议会之宗旨，即以排斥太后，扶掖皇上亲政，为唯一之要件。此为其所以深恶痛绝之一原因。彼之观念，以谓皇上亲政，则康党必见登庸，康党登庸，则岂能容彼等之老朽据封圻、序朝班哉？故不得不竭其心，尽其力，摧之戮之，而不留余地也。[155]在此期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实行东南互保，抵制清廷与列强开战的旨意，表面似与国会的宗旨吻合。国会成立时，不仅李鸿章不见怪，刘坤一不妨碍，就连张之洞也未加干预，张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156]。
1706815728
1706815729
张之洞后来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说:
1706815730
1706815731
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157]这不过是表面态度，至于内心考虑，则复杂得多。清政府为守旧党所把持，自乱天下，引起内外矛盾大爆发，造成空前危局。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较量中保存和发展力量，对于各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构成严峻考验。作为地方大员，既要保证辖区的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止个人权力流失，这些角逐政坛多年的官僚采取静观与敷衍的策略，力求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一方面对时局大事不轻易明确表态，另一方面与各种政治势力交往应酬。自立会在长江一带的活动早已无密可保，不少文武官员卷入其中，张、刘二人不会毫无所知。所以置若罔闻，一是政局尚不明朗，二是尚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
1706815732
1706815733
国会中不少人是张、刘、李等大吏的戚友僚属，政治上有不同程度的共识，因而往往互相借重利用。汪康年曾先后专程赴汉口、南京，向张之洞、刘坤一进言，以后又与郑观应等15人联名上书李鸿章，请求他们“剿匪劾政府”，或“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国会成立后，他再赴江宁，与同志商量，请刘坤一“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议和”。[158]张、刘虽然拒绝，但未追究。而李鸿章曾自认是康党，接到汪康年等人的上书，只以“乳臭小儿焉知国家大事”一笑置之。[159]
1706815734
1706815735
国会与督抚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西太后和端王、刚毅等当朝执政的态度，国会要求督抚实行北上勤王或“自建帅府”之策[160]，“不奉贼臣之矫诏”，诛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161]，公开反对顽固重臣把持下的中央政府。而张、刘对西太后“仍感佩服”，李鸿章也与之“有缘难分”。在大乱局势下，他们不能不考虑万一中枢既倒的善后，但其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的任命和西太后的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因而毫无自立或北上的意气”。[162]尽管张之洞见恶于康、梁，而刘坤一在戊戌政变后曾抵制慈禧尽废新法的谕旨，反对重立新储，对待清廷的态度刘却更为消极。陈三立等人为此致函梁鼎芬，强调“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和可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希望其鼓动“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163]不过，“借资鄂帅”在国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夏曾佑对汪康年直言相告:
1706815736
1706815737
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公武昌之行无为之极，弟在申必阻之。今日可将此一章书除去，不必再说矣。[164]
1706815738
1706815739
国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井上雅二认为:
1706815740
1706815741
中国议会与张、刘难以并存，如果不废除长江保约，难以推动国民运动，而且无法与各国进行协商。
1706815742
1706815743
国会是政局大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升、民权提高的表现，它以勤王为旗号，要通过北上清君侧或南方割据，进而达到变政目的。除反对排外一点，与东南互保的承认西太后、保全清朝一统天下及地方安定之旨格格不入。当形势不明朗之际，双方尽量避免直接冲突，以集中精力对付北方乱局。但国会在争取和利用督抚的同时，又设法联合革命党，运动江湖客。张之洞破获自立军，拿到确证，除“令其军以自立为名”外，
1706815744
1706815745
其汉洋文规条，有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一朝为国家”等语。其逆党逆信，有“皇上仓皇西窜，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其康、梁会衔伪通饬文，又有“欲图自立，必自借遵[尊]皇权始”等语。夫尊皇权，明言是借，且明言图自立，明言不认国家，甚至以逃窜等字加诸至尊。如此情词，尚有丝毫爱戴我皇上之意乎？[165]
1706815746
1706815747
自立军失败后，容闳等人仍准备组织团练，实行民间用兵的明暗二法，“明的是以北上西指为名，暗的是组织团练以保护长江一带”[166]。后来汪康年遭到刘坤一缉捕，上书自辨：“或电称康年勾结革命党人，又或指康年勾通江湖中人，非特诬蔑之无因，抑亦侪偶之不类，非意存倾陷，即缘于误会”，指蜚语为保皇会捏造，自称前此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167]其实，保皇会固有挟嫌报复之意，所说则不无实据。
1706815748
1706815749
由于新党与督抚本旨冲突，公开翻脸在所难免。而具体契机，一是7月22日清廷谕令各督抚保护外国人，谋求和局，重新赢得官场的支持；二是自立会起义在即，各地督抚如果继续依附清廷，势必处于敌对立场。唐才常赴汉口之际，在轮船上对井上雅二说:
1706815750
1706815751
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耳。[168]
1706815752
1706815753
张、刘出手镇压大通、汉口自立军，也是势所必然。而在处理方式上，则试图区别对待。被清政府缴获的文件及被捕诸人的供词“颇牵涉国会诸人”，张之洞鉴于“国会人数颇多，并非尽系康党。其皆通谋知情与否，不敢臆断”，所涉“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表示“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诛；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他以“尚未得有实据”为词，隐去各人姓名，并亲自撰写《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大量印制，寄往各地，随宜散布，“庶几多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陷溺，亦即少一人株连”。[169]这虽有袒护旧属之意，但也表明其不为己甚，不愿树敌过多的用意。他告诉刘坤一:
1706815754
1706815755
此次国会中前列查出各省文武官绅甚多，鄙人不肯株累，一线可原，务从保全。若逆乱之尤确有实迹者，不敢不极力访拿，以杜再举而保大局。[170]
1706815756
1706815757
他致函伊藤博文，也说:
1706815758
1706815759
弟于此辈少年文士，极愿培养其才，开通其智，勗以忠爱，进诸文明，储备国家他日缓急之用。不意康、梁从而煽惑之，得罪名教，干犯王章，鄙人当执法之时，未尝不深悯其愚，而惜其为奸人所误。爰特刊发告示，晓谕两湖士民，并于百忙中，别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广为传布，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能少一人附和，极少一人株连，告诫谆谆，亦保全之微意也。[171]
1706815760
1706815761
容闳亡走日本后，沪宁等地的国会人士大都没有遭到穷追严查。
1706815762
1706815763
庚子后，张之洞成为众矢之的，虽咎由自取，也别有原因。正如当时人所论:
1706815764
1706815765
今中国之大臣，其可恶甚于南皮者何限！只以彼等皆与文士绝交往，故遂无私愤。而南皮则喜与文士往来，又往往其交不终，于是私仇公义合为一谈，而南皮之身遂为天下所不容矣。[172]
1706815766
1706815767
国会既然自认为民意代表机关，又计划建立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必然成为交际重心。容闳、唐才常等人与驻沪英、美、日等国领事联系密切，国会成立后，由严复、容闳分别起草中英文电报，通告各国，国会宗旨又将联邦交、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置于重要位置。而以东亚同文会为主的日本人士，则有组织地介入了从正气会到国会的核心机密。国会的一些秘密电文，还通过各国领事传送出去，国会的一切用款及电报各费约七千余元，据说“均是英、美、日各国帮助的”[173]。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良好。英、日驻沪领事内心轻视国会，而容闳等人则“不大喜欢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官场的人。因为各国领事等只是利用他们来维持秩序”[174]。而且，照夏曾佑看来，“新党见疾于西人，此是定理。和局若果成，必有大不便于此党人者”[175]。
1706815768
1706815769
国会与督抚冲突加剧的潜因之一，是因为张、刘等人断然拒绝列强军队侵入长江，并表示不惜背水一战。而全面和局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压抑了新党的变政要求，局部的东南互保成为督抚出手镇压自立军的重要依据。列强则借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对其寄望甚殷的新党惨遭屠戮。
1706815770
1706815771
中国议会起到动员和组织趋新势力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政局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01年3月，拒俄运动初兴，原国会成员汪康年、孙宝瑄、温宗尧、吴保初、蒋智由、陈锦涛等发起推动，在上海绅商两次张园集会上发表演说，并组织拒俄会。丘震因咳疾不能登台演讲，引为憾事，后来致函《申报》，批驳该报载文“隐以张园两次之集议为干预国政，而坐以主张民权之罪”[176]。钱恂以为：“张园大会为补救国会之要点，敬佩敬佩。无此举，则真四万万人无一有脑气者矣。”[177]张之洞得知“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函告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178]
1706815772
1706815773
1901年，严复、孙宝瑄、胡惟志、吴保初等组织名学会。1902年春，中国教育会成立，叶瀚、龙泽厚、蒋智由等人加入，叶还成为其中温和派的领袖。由于国会承上启下，戊戌辛亥间趋新势力社团组织的发展保持了一脉相传的继替关系。清末宪政运动兴起，民初实行政党政治，中国议会成员中不少人成为各种团体党派的活跃分子。[179]
1706815774
[
上一页 ]
[ :1.706815725e+09 ]
[
下一页 ]